刍议数字法治政府的建构

数字法治政府以数字正义价值为导向、以权力监督与制约为前提、以依法行政为根本，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但是其在建设过程中面临数字技术对个人权利的全面侵入、正当程序原则被削弱、相关法治保障不充分等实践困境。为此，应通过采取全面保障公众的数字权利、强化自动化行政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体系等因应策略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建构。     

关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思考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方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涉及观念、作风,机制、体制的变革与完善,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不断完善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设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是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行政法治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作为一种指导理念,＂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相互契合.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实任务就是在行政法律制度中体现现代行政法的人文精神,体现＂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要厘清＂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的关系,把握＂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阶段性特征,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三个方面率先进行规范.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宏观思考

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是法治对所有权力主体的要求.问责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以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旨在推进政府由无限、无责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必须从问责的范围、程序、对象及执行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握,争取有所突破.     

法治政府建设与浙江权力清单制度实践

一、四中全会实现了“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制度的巨大飞跃十八届四中全会完整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容，并充分阐释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全会指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四个方面，其实质即构建一个政府职能、决策机制、执行体制、监督机制“四位一体”的法治政府。全会强调，公民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在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充分阐释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理念和原则：民主、专业、稳健和法治。     

辩证视域下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的“前世今生”及应然范式研究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法治政府实践正如火如荼,作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如何促进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运行,关乎法治政府乃至法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愿景是为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提供技术支撑,并监督政府权力行使,为政府的权力约束绘制更清晰的蓝图。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却面临着"虚""实"交错的指标建构,"国际""国家""地方"交错下的指标构建等缺陷。对政府的法治建设水平进行指标性评估,需要辅之以合理的评估方案。厘清相关概念,明确基本的评估原则,合理选取相关指标,科学配置权重,理顺适用关系,把握操作规则,严谨检查机制等等,正是法治政府评价体系的应然范式应着重考虑的因素。     

行政决策法治化：障碍及路径选择

提升政府行政决策的能力和水平,防止、避免和纠正行政决策的失误,已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设还比较薄弱,行政决策的法治理念模糊、法定程序虚化、法律责任缺失、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缺失等影响着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因此,树立行政法治意识,加快行政决策的立法进程,完善决策前的听证制度,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将行政决策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     

行政程序法治与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是以人为本的政府,是政府与人民合作下的"依良法而善治"的政府。法治分为实体法治和程序法治,相对来说,程序法治特别是行政程序法治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要实现行政程序法治,首先必须要有行政程序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在行政程序法典化方面作出努力,同时,要强化公民的程序意识,以求突破当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瓶颈,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构建数字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研究——以江西为例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是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卡点的重要方面,也是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途径。构建数字营商环境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技术驱动、组织变革、社会生态三个层面。实践中,构建数字营商环境面临诸多困境,如数字政府“技术官僚”倾向、增加企业“数字负担”、有关制度体系滞后等问题。基于江西建设数字营商环境的经验做法,需要从多元共治理念、数字政府以及治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加快构建数字营商环境。     

论我国法治政府模式的内涵、特征与缺陷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模式可以归结为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模式.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又表现出一些明显的过程特征,包括在国情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法治规律,伴随着对行政职能的理性调整,并力图激活和引入体制内民主因素以提供外部制约力量,而具体的推动过程又依赖于行政系统中的压力型体制,法治主导地位的确立还表现为人治因素的渐进式淡出.这种行政主导型法治政府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包括行政主义面临合法性质疑,法治执行力遭受官僚制壁垒,实际的法治绩效也难以衡量.     

论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的构建

依法行政是现代国家奉行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其内在地包含着权力法定、法律优先、信赖保护、责任行政、合理行政等法律原则.法治政府与依法行政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和主要途径,而法治政府则体现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但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形式上做到了依法行政并不意味着法治政府目标的真正确立和实现.基于我国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现状,应当从提升公务人员的法治意识、制定完备的良法体系、构建有效的法律实现机制等方面促进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法治政府视域下行政权力平衡路径研究

将行政权力下放至基层行政机关，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对《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中有关要求的遵守。然而，我们也应该深刻认识到行政权力下放时“控权”的重要性，构建一种“收＋放”的权力运行模式，努力实现行政权力的动态平衡。探讨行政权力“收放”的平衡路径，必须建立在“控权—平衡论”的中国模式上，汲取有限政府论的理论精华，树立起“收＋放”的行政权力平衡观，进而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的行政控权模式。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法治理念、原则与机制创新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行政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有限"、"有效"与"有责"的新型法治理念,遵循"公平"、"公正"与"公开"的现代法治原则,并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实现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及主体多元化.     

民族地区法治型行政文化构建路径分析

加强民族地区行政法治建设、构建法治型行政文化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民族地区"人治型"行政文化、重视权力—义务关系等制约因素,造成了法治型行政文化构建的艰巨性。为此,民族地区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构建应坚持创新和变革之路。     

从行政成本看节约型政府的制度体系构建

构建节约型政府的最大障碍就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缺失”，因此，要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健全和完善严密有效的制度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成本，推进政府机关的可持续发展。     

行政问责制及其构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对国家公务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而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它既是一套民主体系,又是一套责任体系,既是一套道德体系,又是一套法治体系.从功能上看,行政问责制建立的目的即在于事后惩戒、事前预防以及警示教育.而要建立与完善行政问责制,就必须架构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建立多元问责机制、实行完备的问责法治、实现政务信息公开以及问责程序设置科学合理,等等.     

法治政府语境下权力清单的法治化路径

正建设法治政府、重塑政府职能一直以来是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角度,明确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列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权力清单制度的产生,旨在以清单公开的形式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明确界     

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建设

根据服务型政府＂公共性＂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服务型政府一定是法治政府,法治建设是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保障。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建设,关键是需要在政府价值和理念上实现更新,确立依法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价值;依法规范政府职权,协调好政府职能、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在政府行政体制构造上进行改革,实现行政构造和行政关系的合理化;在政府监督机制上进行创新,强化监督的社会化和透明化。     

宁夏出台三部规章为政府权力立规矩

2015年1月29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则》三部规章,并将于3月1日起正式实施。一次性集中出台"三部规章",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表明了政府为自身权力立"规矩"、为政府权力划"红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目前,有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还不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论我国行政约谈的司法救济

行政约谈作为政府部门创新社会管理手段之一,目前存在法律定性模糊、具体规定不统一和缺乏有效责任追究机制问题。基于合理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以及责任政府理论,对行政约谈提供司法救济是维护相对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与政府创新管理合法性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