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建设与浙江权力清单制度实践

一、四中全会实现了“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制度的巨大飞跃十八届四中全会完整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容,并充分阐释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全会指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四个方面,其实质即构建一个政府职能、决策机制、执行体制、监督机制“四位一体”的法治政府。全会强调,公民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在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充分阐释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理念和原则：民主、专业、稳健和法治。     

“法治”不只是人民守法

法冶首先是政府守法。政府拥有最大的强制权力．对于人民的生活、行为选择有着最大的影响．因此政府就必须确实地执行事先规定规范好的律则,少一点不行,多一点也不行。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法治理念、原则与机制创新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行政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有限"、"有效"与"有责"的新型法治理念,遵循"公平"、"公正"与"公开"的现代法治原则,并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实现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及主体多元化.     

法治政府语境下权力清单的法治化路径

正建设法治政府、重塑政府职能一直以来是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角度,明确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列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权力清单制度的产生,旨在以清单公开的形式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明确界     

“上”“下”求索建设法治湖南

近年来,“法治湖南”已成为湖南最响亮的名片,《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法治四部曲”,开创全国先河之际也给湖南提出更多要求,     

“法治”与“服务”职能转变的关键词

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可见,“法治”与“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词,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论法治政府与“宪政中国”之构建

法治政府是一种以良法统治为要义、以行政权规制为基本原则、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政府模式,它对宪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宪政的重要保障."宪政中国"之构建必须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关键与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决策,强化政府责任.     

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协同政府”: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浙江富阳“专委会”制度的分析

"专委会"制度是浙江省富阳市于2007年开始在其政府机构展开的一项新改革,实施两年多来被实践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其改革理念及实践中部分具体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西方国家掀起的"协同政府"改革有相似之处。因此,根据"协同政府"的相关理论对"专委会"制度予以补充和完善,努力使其上升为全国新一轮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中可供借鉴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委托代理模式下“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估”的路径完善——兼论公私伙伴关系的建设

公私伙伴关系泛指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的合作,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公私部门间的优势,对以往因评估主体单一导致的评估结果片面、评估过程被动、评估方式错位,通过在政府绩效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利用已有社会资源进行第三方评估,提出以完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评估结果利用效率,来构建综合绩效评估机制,以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四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路径研究

“四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课程教学内容的历史厚重感，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血脉的必然要求。本文立足教材体系，从“时代新人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道德观教育”“法治思维教育”七个方面探求“四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切入点，基本形成了向教学体系转换的思路结构。     

论“实质法治”:概念与价值——从中、西法治概念的历史与差异切入

中、西法治在概念与内涵上存在巨大差异。具体来说,传统的中国法治是在"法治"概念下的"人治",以义务为本位,强调官僚特权;而西方的"法治"则注重"规则"的作用,以权利为本位,保障公民平等。"实质法治"这一概念既继承了中国社会的传统法制,也吸纳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是适合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法治"概念。     

我省“十二五”法治政府建设规划的调研与思考

日前，省政府特别组织立法咨询委员赴省内各地区对我省“十一五”期间的法治政府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中了解到我省“十一五”期间，各级监督部门、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执政理念上，还是在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积极成效。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数字空间”政府北大核心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纵深演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推动了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之外的“数字空间”的诞生。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现象,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通过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嬗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重构新时期政府治理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大实验场”,并持续塑造着“数字空间”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空间”政府需要在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主体关系定位,以及政府存在方式和服务供给模式上不断适时调整,以回应时代变迁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命题。     

一体推进“三不腐”:生成逻辑、核心议题与实践要求

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命题的出场体现着对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斗争实践成就进行学理加工和学术化建构的尝试,应当将其置于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创新、反腐败斗争战略历史演进、管党治党实践驱动、腐败治理中外比较过程中去审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责任主体、方法工具、运行机制、政策策略、治理效能等方面。新时代,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能力和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大力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运用好“全周期管理”方式,持续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     

人治、法治、“官治”——论传统中国社会的官治性质及其影响的消解路径

文章在分析人治、法治范畴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指出人治概念不足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性；而沿着“人治——法治”分析框架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概括社会基本特性的逻辑理路，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治”社会，“官——民”二元结构是它的基本特质，并对其三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概要的叙述；最后文章分析了传统“官治”社会特性在现时代的具体影响及其消解的可能路径。     

“数字官僚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和治理路径

“数字官僚主义”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在工作任务布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督查考核和群众日常事务办理等环节上呈现出的完全僵化和教条地依靠数字政府管理系统、政务新媒体等来推动党政管理和国家治理工作的官僚主义做法。“数字官僚主义”的出现,是近年来技术治理导向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日渐凸显、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纵向政府间的层层加码和横向政府间的激烈竞争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数字官僚主义”的治理,需要从认真区分政务服务手段创新与“数字官僚主义”做法、树立重工作实绩轻电子痕迹的政府绩效评价导向、坚持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与线下办理有机结合、稳妥推进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来推动。     

论数字政府的“大问题”:理论辨析、逻辑建构和践行路向

数字政府建设是当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主线。大问题研究为数字政府助力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全新的观瞻视角,宏观维度上要强化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耦合,中观维度上要厘清与平台政府的关联,微观维度上要精准洞察撬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小切口。由此,可基于历史观、现实观和未来观分别从工具逻辑、价值逻辑和治理逻辑三个测度刻画数字政府建设的脉络理路。未来的数字政府需谋划宏观方略与微观实操深度融合的顶层框架和行进方略。这种因何、依何、如何的建构逻辑为后续数字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可以因循的理论观照和框架结构。     

互联网企业助推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健康码与“浙政钉”的案例研究

新一轮数字政府建设的特点是大量引入了互联网企业,它们在技术、方法与理念上都显著区别于参与传统电子政务项目的软件企业。从健康码到"浙政钉"的案例追踪发现,改变政府业务流程乃至组织结构的关键所在,是互联网企业引入的三个核心要素: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技术能力、用场景驱动收集数据的方法和以用户而不是以上级为中心的理念。针对这三个要素的讨论,有助于理解和预测数字政府建设走向,丰富对数字政府理论体系的认识,并为推动政务服务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困境与突破:我国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可能性探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解释简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制度分析理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制度的。对行政决策过程附以民主的理念能为行政权力运行的技术层面的操作提供正确的方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历时性分析,我们发现制度的变迁存在着难以避免的路径依赖,这成为制约我国行政决策民主的障碍;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共时性角度分析,制度同行性的压力使得行政决策的民主化难题有了突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