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中国式养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研究

文章探讨了托老服务“叫好不叫座”现象背后的原因，总结了“虚拟养老院”成功的经验、特点和优势，分析了专业养老社区的成败、利弊以及社区服务的类别、作用和方向。文章认为养老的服务职能社会化、服务地点社区化、服务机制市场化和服务联结网络化是打破我国养老困局的基本路向。社区养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主体属于社会企业，其发展不能离开“养老事业高于养老产业”“养老福祉高于养老利润”和“养老的社会效益高于养老的经济效益”三个前提。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中国要探索有本土特色的“低成本-高品质-广福祉”的依托社区、整合资源的现代化养老方式，即通过社区养老、助老服务实现多数老年人的“在地老化”之梦--安养、乐活和善终。     

行政“圈层”社会：新兴社会组织的三种类型及其比较

转型期情境下，由于成立背景、角色功能、结构规模、职业形态、运作机制、资源依附度等的不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产生了三种新兴社会组织类型：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类社会组织分布于“行政性”和“社会性”的两端，呈现出一种渐进赋权、双向汲取、互惠共生、此消彼长的连续统，形成了一种介于行政“吸纳”和“借道”之间的，类似于“圈层”而又边界模糊的开放性政社关系图谱。这一关系图谱的实质在于，国家借助更为弹性、迂回、柔和的社会控制手段，构筑了一个行政与社会之间需求满足和利益表达的“缓冲带”与“减压阀”。     

形态与伦理：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

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尝试提出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涵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     

低值可回收物补贴参照垃圾处置费“一刀切”合适吗？——基于上海的验证

大多数城市对低值可回收物的补贴标准是参照垃圾处置费“一刀切”执行，但这对企业是否补贴到位、对政府是否最节约尚有待探究。通过构建企业成本与政府节约综合选择法（BC GE选择法），以上海为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不影响现行补贴政策所对应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率前提下，与参照生活垃圾处置费用221元每吨的“一刀切”式补贴方式相比，按BC GE选择法核算形成的梯度补贴标准执行可节省7307.8万元。应改变“一刀切”式补贴做法，实行梯度补贴政策；建立低值可回收物补贴核算系统，对企业精准补贴；各地可立足自身财力或垃圾分类目标等实际，按低值可回收物补贴敏感度制定梯度补贴标准，促进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推动行业产业化发展。     

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探讨

青年自组织是城市社区居民自组织形式之一，是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年轻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栽体之一。当前，青年自组织正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但普遍存在缺乏参与的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所限等问题，要从制度建设、引导扶持、培育骨干、党团引导等方面不断拓宽青年自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青年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     

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中的类比转义

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是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的核心逻辑，是对男权主义传统的“性类比思维”进行逆向类比推理，从底层思维逻辑质疑二元对立模式，受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学术界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影响。以“个人的即政治的”理念变迁、伍尔夫叙事的价值之争、对《笑忘书》的意识形态阐释为例，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从理念、理论批评到阐释案例不同层面以类比转义方式解构“二元对立”。借助类比转义，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得以深入揭示类比叙事、二元对立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深层社会意识和文化符码，但也可能因推理方式本身的缺陷出现主观偏误。     

基于社区治理视角的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研究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是一项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它影响着民生福祉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存在垃圾生产主体数量巨大、生活垃圾分类监管权责不对称、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等问题.建议根据垃圾产生的典型场景分类施策,将垃圾分类监管职责下放到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共产党员的榜样作用,引导全体社区居民养成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西安市社区管理初探

社区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内容。社区管理创新应该去行政化,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促进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使管理主体多元化,同时应提供专业化、产业化的社会服务。针对西安市社区管理的做法和存在的具体问题,相关部门应正确认识社区管理的地位,把社区管理创新工作持续抓好;提高居民对社区管理的参与度,使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加紧对高档社区和农村的调研,实行适合其特点的社区自治和管理模式;倡导社区提供细致的个性化和专业化服务,提高社区自主服务的能力;加强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素质和待遇;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塑造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支撑。     

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

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层社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社区参与积极性高、参与形式多样化的社区,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一种互惠合作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居委会通过对社区参与的引导和控制,实现了社区控制和社区服务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居民通过内容丰富的社区参与增强了自身的自主性,扩大了社区的自治空间。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社区治理视野下社区警务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治理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当把社区警务纳入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按照"政府适当引导、组织充分介入、居民全面参与"的要求,有效整合社区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共同推进社区平安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论警察权的监督机制

对警察权进行有效的监督,既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关键,也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当前,对警察权的监督存在机制性和制度性的问题,必须从完善警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增强警察权运行的透明度、正确认识警察权的法渊、强化动态监督、落实警务经费保障、注重对监督者的监督以及整体监督和专项监督并用等方面入手,才能建立起完善的警察权监督体系。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来看,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方式主要有承包公共服务、利益群体自治、社会慈善救助和民众志愿参与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必须解决认同感、合法性、社会化和互动性等问题。     

Culture Govern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Logic of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 Community Experience

Recently, the academia popularly advocates the multi－component model of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However, in this mode, the dominant role of residents is not prioritized. There still exis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low rate of residential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well－reasoned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mmunity C. Besides, this thesis proposes that the dominant role of resident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in the commun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help residents to achieve “culture governance”.     

试论中国的反洗钱信息监控制度

随着我国以积极的态势融入世界反洗钱组织系统,全面而系统地掌握可能涉及洗钱的相关信息,是完善反洗钱机制、提高反洗钱能力的关键。为此,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仅加入了多个重要的反洗钱国际公约、出台了多部相关法规规章,并在央行领导下,成立了在央行内部的反洗钱局、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构建了反洗钱全国信息监控体制。诚然,中国已构建了反洗钱信息监控的初步框架,但仍存在许多需尽快解决的问题。     

坚持服务宗旨 促进社区卫生健康发展——对茂名市社区卫生服务问题的研究与展望

茂名市社区卫生服务存在卫生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初保工作缺乏有效措施、经济投入严重不足、认识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应采取强化政府责任、制订社区卫生发展规划、引入市场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 ,促进茂名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