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协议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的法律治理是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搬迁“户”是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的基本单元,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的主体都应当是搬迁“户”。易地扶贫搬迁协议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协议,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法律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搬迁协议作为行政协议所具有的“行政性”“协议性”和“政策性”三重属性优势,构建治理主体自我约束、行政机关行政管制和社会层面的秩序约束三重治理路径,不断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新时期农民利益问题透视及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农民、政府、市场三者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再配置过程。当前的农民利益问题表现为抽象意义上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困境”与“行政权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农民利益分化现象严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完善、农民利益表达制度缺失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实现农民利益，应在“社会基础再造”理论框架内，进行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府、农民与社会、农民身份地位的关系重塑。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对农户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农户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和重要参与主体,其对精准扶贫的评价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精准扶贫政策绩效。以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基层党政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责任履行对农户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程度与农户扶贫满意度、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对农户扶贫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扶贫资金使用和分配合理性在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程度与农户扶贫满意度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为此,建议通过强化基层党政干部扶贫治理能力建设、建立基层党政干部精准扶贫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加强对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的跟踪监督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绩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成都样本”与思考

建立健全适应农业农村特点和发展需求的农村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杠杆作用，是促进乡村产业体系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成都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体系的改革创新，是以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贷款为突破口，搭建起政府、市场主体和金融组织的互动合作平台，有效破解了金融服务供需双方“不想贷”“无可贷”“便捷贷”“不敢贷”等问题，为打通金融下乡“快车道”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推广的经验。针对目前依然存在的金融意识与能力不强、地方财政压力较大、改革登记赋码变更滞后等不足，本文提出以继续营造和完善市场化环境为重点，从意识培养、产品创新、信息共享、政策扶持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十二五”期间广西实施“三支一扶”计划的思考

“十一五”期间，按照中央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部署，广西启动了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简称“三支一扶”）。5年来，广西上千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号召，服务基层、服务农村、服务群众，得到了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象的研究

"返贫"是目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象带有高发性、频发性、区域性、弱质性和危害性的突出特点.有效遏制返贫的对策主要有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转变农村工作方法;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搞好人力资源开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区域特色经济;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扶贫与扶志并举,坚定农民脱贫信心;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等.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的溢出效应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本文在分析我国精准扶贫成效和梳理有关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溢出效应的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总结了中国精准扶贫的政治溢出效应、组织溢出效应、经济溢出效应、社会溢出效应与文化溢出效应。我国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十四五”时期需要继续用好精准扶贫的溢出效应,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完善乡村振兴制度设计,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变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研究综述

自2015年全面选派“第一书记”驻村扶贫以来,“第一书记”是活跃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在加强基层组织、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精准脱贫、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建立“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事关贫困地区脱贫目标的精准实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的最终完成。因此,全面分析并掌握驻村“第一书记”的概念和相关政策,从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主体角度和制度角度梳理学界有关“第一书记”扶贫长效机制的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就未来研究角度进行展望,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精神扶贫助推精准扶贫

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脱贫不仅要实现物质脱贫,更要注重精神脱贫,以精神帮扶助推精准扶贫工作,既能够加快贫困人口脱贫,又能够对脱贫攻坚战进行固本培元。精神贫困是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导致的,就贫困人员内部因素而言,需通过“扶志”调动贫困人员脱贫的积极性,同时开展“扶智”工作以提高他们自身的脱贫能力,以此切断贫穷的根源;就外部因素而言,需要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并加快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以此为贫困群众脱贫营造积极健康的脱贫氛围。内因与外因的结合,才能使贫困人民真正实现脱贫,不再返贫。这一举措不仅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全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西部欠发达地区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成功实践——陕西省实施板块推进、连片开发式扶贫战略调查

西部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陕西省联系省情实际,认真落实中央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部门支农资金为基础,以县级整合扶贫资源为关键,创造性地实施了整合资源、板块推进、连片开发式扶贫战略,为新阶段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结合和协调推进,创出了一条新路子。     

中国后扶贫时代中的返贫风险控制策略——基于风险源分析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重要任务。巩固扶贫成果的关键在于防止返贫,而防止返贫的关键在于控制返贫风险。基于新中国农村扶贫的实践与政策分析,当前中国存在救济型扶贫、保障型扶贫、易地搬迁型扶贫、开发型扶贫和参与型扶贫五种扶贫模式,可以分析比较出不同扶贫模式下返贫的直接风险源和根本风险源。借助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方法,可以从自我开发、培训开发、岗位开发、干部开发、组织开发等方面实现风险控制,为地方政府与领导干部防止返贫风险与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参考。     

产业扶贫缘何难以为继:目标嵌入与行动“脱嵌”--基于一个地方案例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以项目制为基础的产业扶贫方式使政府得以将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代理”嵌入贫困村参与扶贫;为了激发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地方政府以政治精英下沉嵌入和村庄内生嵌入的方式,引导扶贫干部、合作社、大户三大重要的扶贫力量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基层政府对“短平快”效果的追求、企业纯粹逐利进入、村庄共生关系淡化及贫困户被动的策略性接受,破坏了这种嵌入性带来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产业扶贫中产业发展与脱贫目标的靶向偏离、贫困户实际创收有限、产业扶贫难以为继,形成一种脱嵌式产业扶贫。因此须构建一套完整的对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努力探索开发扶贫目标下农户能普遍获得资源和项目成果公平性分享的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     

清镇市王庄乡簸涌村脱贫奔小康的调查报告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章在对贵州省新时期扶贫开发二类重点扶持乡清镇市王庄乡簸涌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其脱贫奔小康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宏观思考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对＂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扶贫包括政府扶贫（政府扶贫机构扶贫和政府所属各部门扶贫）和社会扶贫（社会非政府组织扶贫和财富拥有者扶贫）。＂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要将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统一起来。战略目标：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战略措施：构建＂大扶贫＂格局;政策体系：政府的职能责任、民营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全社会志愿精神的统一;特殊政策：加大对特殊地区的扶持力度。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相关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社会阶层分化、治理主体缺位、党组织建设不完善等困境,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迫在眉睫。理论分析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发现: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坚强堡垒、创新基层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客观要求。新时代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