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违法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解释中占的比重比较大,影响也比较重,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司法解释既是司法活动,又是立法活动,其行为更须规范。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过多过滥,质量也不都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违反法律规定。违法现象主要表现为：越位越权,以司法解释代替国家立法;性质不分,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解释;释义枉法,解释的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抵触。     

刑事疑案赔偿问题之检察解释质疑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定，凡拘留、逮捕时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即使最终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撒案、不起诉或宣告无罪的案件也不予确认，即不予赔偿。这一检察解释违背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有悖《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相矛盾，是一项违法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应主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解释简介与评说

现行刑法自 1997年修订生效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曾下达 7个司法解释 ,以明确具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立法及司法机关相继颁布 4则立法、司法解释 ,以明确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从学理的层面进行审视 ,这 11个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在解释的形式与内容上均存在欠缺之处。司法适用中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 ,但作为法律解释 ,尤其是司法解释 ,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不适当地扩大或缩小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不必要——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视角

随着从法律的确定性到法律的不确定性这样观念的嬗变,司法中心主义逐渐代替了立法中心主义。语言的开放性导致法律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刑法立法解释不可能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刑法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取代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没有存在的必要。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已经制定的刑法规范含义的阐释,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刑法规范而存在,不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其时间效力必须依附于所要解释的文本。因此,刑法司法解释根本不存在溯及力的问题,其效力自然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在新旧司法解释冲突时,若旧的司法解释规定某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将该行为解释为犯罪,应当运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原理对此予以解决,行为人因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而阻却责任,不以犯罪论处;若根据旧的司法解释构成犯罪,而新的司法解释不构成犯罪,也不意味着对司法解释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而是因为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所以不构成犯罪。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冲突的处理与新旧司法解释冲突的处理相同。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困境与修正一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婚姻法解释三》暴露了我国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即其已异化成为“准立法”。由此进一步深入，即得出了我国司法解释制度陷入权源不一、权行不当的“两不困境”的结论。故亟待修正：主体一元化可使之从不一走向统一；解释正当化可使之从不当走向正当；重视监督制可使之从少监督走向有规制。如此，司法解释方能回归正途，发挥出增强法律适用性，填补法律空白或漏洞，进而推动法治文明的效用。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司法解释的定位研究

司法解释发展至今,其"立法化"倾向日益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抽象解释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凸显。因而要进行司法解释改革,在制度上确立司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并立,并同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法律地位,废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确立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制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的制度;区分不同的解释情形,不同的解释内容,实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     

也论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包括作为文本的司法解释和作为内容的司法解释．重视其文本性，它应当具有自己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应当具有溯及力；重视其内容．因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没有独立的意义，因而可以回溯适用和延后适用，没有溯及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实质上超出了刑法的含义，表现为类推，就应当将其等同于刑法对待，贯彻从旧从轻的原则。     

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

长期以来,由于受“法律虚无主义”和“宜粗不宜细”的影响以及缺乏立法经验等原因,我国法律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在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法律的正确实施。作者结合司法实践,全面回顾并深入分析其产生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民法解释之依据与解释方法之运用

法律解释不仅包括法律规范内容含义不明确、不清楚时的解释,还包括对法律规范的有无进行的判断、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进行的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依解释法律的主体及效力的不同,民法的解释一般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而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体系、目的、历史、比较等方法。法律漏洞的补充与法律条文的解释有时并不能截然区分而有所交叉,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     

解释论视野下的《物权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和第一百六十七条——兼评用益物权编“不动产即土地”定势思维

<物权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和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中的疑义,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应视为立法技术瑕疵,可以通过相关条文的适用予以补正.<物权法>用益物权编存在"不动产即土地"的定势思维,未来应通过司法解释进行修正.     

婚内有奸：基于法学视角的思考——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宪法和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权利平等,意味着性权利平等,妻子享有性自由权。警从刑法典自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来看,刑法236条没有排除妻子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否认婚内有奸,不符合犯罪的认定标准、不符合立法的逻辑、不利于降低社会成本和代价、不利于保护少年的身心健康。“婚内有奸”并非是惩罚丈夫的工具,而是妻子合法权益的证明。     

反思与前瞻:刑法司法解释的理性思考

刑法的适用过程就是解释刑法的过程,而且刑法解释的水平也是刑法学理论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从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两高"的司法解释"十分繁荣",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刑法解释内容立法化,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刑法司法解释效力冲突化,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违法化,刑法司法解释语言粗疏化等诸多问题,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在刑法司法解释方面不够慎重的态度.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的效力

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有权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其中,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能够被司法人员很好地执行,但行政解释的法律地位却十分尴尬．时是否应当采信行政解释,司法实践中有分歧意见,而理论界时该问题亦鲜有研究．本文以具体案例,探索行政解释在刑事办案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以期对理论界、实务界有所裨益．     

论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协调

目前,我国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其既有法律制度的因素,也有部门的因素和实践的因素。解决二者的失谐,必须实现刑法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以及立法解释的经常化,而最根本的措施则是要完善制度、加强协调、强化监督。     

浅谈我国中小学生权益的法律制度保障

长时间以来，我国中小学生背受升学压力，在求学中权益受到侵害。近年来，我国虽采取诸多措施减少其学习负担，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立法内容不具体，执法力度缺乏，致使保护中小学生权益有名无实。文章从完善立法和执法的角度重点阐述加强对他们的权益保护。     

盗窃罪中有关累犯适用法律的思考

科学的立法是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保障。刑法关于盗窃罪中累犯的法律适用规定与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一致，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文章以刑法的基本原则为标准，通过对刑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分析，提出建议修改司法解释。     

论立法语言的语体特点

从语体意义上而言，立法语言是专业性与通俗性、准确性与模糊性两对矛盾的统一体。法律术语来源于日常用语，并有其长期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立法语言的通俗化努力值得提倡，但通俗化以不损及法律表述的准确性为前提。准确性的要求是明确、统一、逻辑严谨、中性庄重、简明凝炼。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从法律调整的类型化方式来看，立法语言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模糊性立法语言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有多种类型。在接受立法语言模糊性的前提下，要重视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和法律解释。     

一种值得商榷的立法倾向——对《民事诉讼法》公益诉讼立法规定方式的质疑

新修《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程序的基本内容、程序规则,采用原则、粗疏的规定方式,不仅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简要、概括的立法倾向,而且从民事司法实务、立法与司法解释权限、国家有关立法与司法解释权力的设置、程序保障,以及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程序立法规则的角度上看,这种立法规定形式及其立法指导思想以及立法倾向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正确性,都是值得商榷,也是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