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及认定

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持有行为及其违法性有所认识;对持有物及其数量有所认识;对物品的性能、纯度等特征不需要认识;对持有行为的认识为确定性认识;对持有物的性质及其数量的认识为可能性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的认识内容时,可采取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论行为犯之犯罪故意

由于法定犯罪故意概念将行为人的认识内容和意志对象都局限于"危害社会的结果",因而在涵盖行为犯时存在矛盾和缺陷.鉴于行为犯的特征,行为犯的犯罪故意应表述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是违反一般法秩序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仍决意实施并希望完成该行为.     

论犯罪故意程度及其认定标准

犯罪故意不仅有类型之分,而且有程度之分;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缺乏探讨,不利于此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国外同仁的探讨中,英美法系的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理论相比,各有其特点,但大陆法系中的意大利学者的理论最为深入和明确,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启示,并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犯罪故意程度的结构要素由认识要素、情绪/情感要素、意志要素三部分组成。依据故意心理态度形成过程中的自觉性/独立性状况,犯罪故意程度可划分为主动故意、被动故意和被迫故意三个程度递减的层次,这种划分比较符合行为人实际的心理状况,具有可操作性,体现了罪责刑相统一的刑法精神,有利于我国刑法故意心理态度理论的完善。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之故意要素

从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判例的角度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故意中的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不仅应当存在,而且应当具备独自的内涵。不真正不作为的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构成要件事实必然发生,且认识到自己居于保证人地位、保证人义务,在待修复的法益对不作为人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行为人不作为甚至排除他人介入的可能;相反,行为人明知或预见到了构成要件事实的发生的可能性,且待修复的法益对不作为人不具有高度依赖性,行为人放任构成要件事实的发生,就是间接故意。     

论亲属共同受贿故意之推定认定

推定是证明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性方法。建立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规则是解决亲属共同受贿故意难以证明的有效路径。该规则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适用范围的特定性、适用条件的限定性与适用结论的可反驳性三个方面。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在作了重大修改的同时,仍未明确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双重罪过说和过失说便由此而生。但这两种观点均不妥当,双重罪过说既缺乏法律文理根据,也缺乏实质根据,过失说则有悖于责任主义原理。质言之,本罪应属故意犯罪。     

论安全事故中监督过失的注意义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享受科技文明的同时,也切实感受到因误用、滥用科技导致公共安全事故所带来的威胁。在此语境下,监督过失被引入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之中。通过讨论安全事故监督过失中的注意义务的前提、标准、内容,以及违反注意义务的表现形式,来明确安全事故中的监督过失责任,解决事故中领导者"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的不合理现象。     

论监督过失的实行行为

监督过失是对被监督者过失行为注意义务的违反。关于监督过失实行行为的性质,应以作为形式、不作为形式、作为与不作为相结合形式的不同场合表现来认定。在不作为的监督过失的场合,应当将事前没有履行确立安全体制义务的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     

犯罪故意:立法比较与学理阐释

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构成要件故意与罪责故意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立场,不存在三阶层赖以存在的犯罪论体系之基础。《刑法》总则第14条第1款明文规定了"故意"的概念内涵,并且将"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成立"故意"的条件,这与不定义"故意"概念的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德国、日本刑法学理上给"故意"所下的定义存在较大的差距,也不同于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俄罗斯刑法。认为我国刑法可以与三阶层体系完美契合的观点,明显忽视了我国刑法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这一规范障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双重的形式故意概念不具有合理性,它会导致一些案件处理的复杂化。无论是出于逻辑自洽还是功能自足的考虑,我国采取中国特色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不承认"故意的双重地位",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谈对侦查行为的监督

侦查行为是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是侦查程序的核心,是侦查机关履行收集犯罪证据、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行使侦查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在实施侦查行为时滥用侦查权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文章从侦查行为的特点入手,根据侦查行为监督的必要性,实施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从而达到对侦查行为的全面监督,确保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

我国现行侦查程序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检察院对侦查程序的提前介入没有立法上的保障,法院无权对侦查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和控制,犯罪嫌疑人无权与侦查机关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抗争。因此,从基本理念和基本结构上对我国侦查程序进行反思,有必要限制侦查机关的权力,保护被追诉方的权利,并赋予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合同诈骗与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认定等问题的探讨

在合同诈骗和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其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合同诈骗与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标准及其适用中存在的几个难点问题加以探讨。     

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侦查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涉及侦检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中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侦查监督工作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势下,研究如何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从我国侦查监督的内容入手,剖析了侦查监督的现状,并提出完善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的主体地位的设想,以期将侦查监督问题引向深入。     

关于我国舆论监督疲软与失范问题的探讨

舆论监督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国舆论监督存在着疲软与失范的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有思想观念的误区、文化传统及新闻理论的缺失、利益因素、体制原因和立法原因。舆论监督的疲软和失范，必须从机制完善上解决。     

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与政府改革

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在经济学中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政府不仅要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而且还应当加强自身的体制改革,以确保监管公正、有效。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监管应遵守监管有据,监管适度,监管有力,监管有序的原则。     

试论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宪法监督的主体机构、法律制度不健全,因此,要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应该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在人大之下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该机构拥有违宪审查权、宪法解释权、受理违宪诉讼权以及裁决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完善宪法监督的法律制度,制定宪法修改法、宪法监督法、宪法解释法。此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     

网络舆论监督及其规范

网络舆论监督是行政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监督极大地提升了公民的话语权,具有问责主体广泛、问责通道多元、问责成果高效等突出特点。网络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目前,网络舆论监督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和媒体审判。因此除了从制度、技术、伦理三个维度需要加强对网络监督的正确引导和合理规范外,还需要从加强传统媒体对网络监督的监督、规范网络报道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追求一种健康、理性的网络舆论监督。     

关于破坏监管秩序罪的认定

破坏监管秩序,是罪犯在监狱及其他监管场所服刑期间时有发生的行为,破坏监管秩序,情节严重则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第315条规定了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构成及其刑事责任。破坏监管秩序罪,是指被依法关押在监管场所服刑的罪犯,殴打监管人员,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的监管秩序,殴打、体罚或指使其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情节严重的行为。破坏监管秩序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论法律监督权配置的重点

当前,法律监督权配置的突出领域是对一些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审判解释的监督。应该从立法上明确检察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审判解释的法律监督权,明确检察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审判解释进行监督的方式,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