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在西藏的适用问题初探——以刑事习惯法为切入点

作为国家制定法(刑法)的补充,刑事习惯法在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违背。为了使西藏边远地区的民众在面对重大刑事案件信赖并选择公权力进行救济,在刑事习惯法的基础上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期望于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缓冲的角色,从轻微刑事案件入手,使藏族民众对重大案件的救济途径逐渐发生观念转变,以达到认可国家制定法并主动灵活的加以应用的效果。     

刑事和解的适用现状研究

目前刑事和解的适用状况,在体现其价值优势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缺陷,为此,应转变旧有的报复性司法观念,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阶段、次数、期限等进行统一立法,配套使用暂缓起诉制度和反悔和解协议的惩罚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一直备受质疑。不同观点的对撞形成了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中国司法在扩大刑事和解适用中的司法纠结或司法尴尬。     

论经济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适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对公安机关执法办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案件相对较少,仅限于特定条件下的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应当严格适用刑事和解,审慎把握适用条件,妥善处理和解反悔等问题.     

刑事和解的适用分析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刑事和解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运用。分析目前刑事和解的适用状况,我们可以针对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立法来对其进行规制,使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与法律效果探究

目前,对于将刑事和解制度正式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对于其究竟可以适用于哪些具体的诉讼阶段,则不但在当前的试点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做法,而且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结合具体的理论与实践情况来看,将刑事和解适用于刑事诉讼从立案到执行的全部阶段,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同时,出于对刑事和解与惩罚犯罪平衡性的考量,还应当根据各诉讼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任务,对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予以合理设计。     

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审查逮捕阶段是否可以适用该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也没有规范可循.文章探讨了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适用的重要价值,分析了目前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相关工作机制提出了建议.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犯罪率激增,刑事案件逐年提升,重新犯罪率很高,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严峻的社会形势对传统诉讼模式的运行方式和效率都提出了挑战,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新的刑事和解与民间存在的“私了”行为存在着差异,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与我国的国情民情相适应,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的进程相吻合,与传统的法律文化相符合。     

析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刑事和解作为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也已经开始实践。刑事和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了促进其健康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有罪答辩原则;自愿性与明知性原则;被害人宽恕情节法定化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和社会救助原则;程序正当性原则。     

我国刑事和解实践问题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自施行以来,在提高司法效益,保障犯罪嫌疑人等发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其制度层面、操作层面及理念层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再考察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发源于我国本土,有效解决社会矛盾,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刑事案件解决方案。其在坚持国家追诉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兼顾被害人、犯罪人和国家三方利益,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保证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结果实质公平。若要全面把握新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应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范围、条件、主体以及刑事和解对刑事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入手。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分析及实践

刑事和解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也丰富了犯罪概念的内涵。我国在刑事和解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实践，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时要注意正确看待其在犯罪处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刑事和解后续工作之浅探

刑事和解后续工作对于完善刑事和解机制、促进冲突彻底解决和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对刑事和解后续工作的探讨还需深化。刑事和解后续工作可从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加害人的犯罪预防和社会化，被害人的保障和保护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被害人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探析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陈述是一种重要证据。它是追究犯罪的起点,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与非罪的重要证据来源。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机关向其收集证据时,作出了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陈述,干扰了刑事诉讼的证明进程,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有些案件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社会影响很坏。对于此种行为如何定性,无论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亟待达成共识。     

论犯罪被害人被害人化

犯罪被害人被害人化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因各种主体内外因素的消极影响而处于的不健康状态,其特点表现为发展的阶段性、发生的可能性和状态的不健康性。心理学中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学习理论、认知理论都可以对被害人化作出一定的解释,而被害前、被害中和被害后的因素都影响被害人化的发生。     

论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定位

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试论被害者“危险引受”行为

近年来,被害人危险引受理论在日本刑法学界受到充分关注,其与作为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的被害人同意有着相似之处,均是在意思决定自由的框架下,通过被害人自主地决定侵害自己法益或参与引起法益危险的行为,来达到自己所要成为的那种状态。在主观上,无论是同意行为,还是危险引受行为,被害人都已事先预见或认识到危险的存在;在结果上,一般都会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同意制度不是被害者危险引受的理论依据,适用自己答责原理判断危害结果的归属,在结果属于被害者场合,便否定参与者的正犯责任。     

被害人视角下的刑事和解探析

刑事和解是上世纪中叶出现于西方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为解决轻刑刑事案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案,我国自本世纪初开始关注这一制度,在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刑事和解以个人本位为分析视角,在坚持传统刑事观念给予犯罪人关注的同时,也极大地体现了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大大提升,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更多的保护等都彰显现代法治理念精神,无疑这些对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犯罪被害人责任

犯罪被害人责任是一个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的概念,但是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社会互动理论、被害性理论等充分论证了犯罪被害人责任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世界上一些国家也通过立法肯定了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存在。认定犯罪被害人责任有助于强化广大潜在犯罪被害人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有助于构建科学的犯罪预防模式,实现刑罚正义和社会正义。为了将犯罪被害人责任应用于实践,需要首先明确犯罪被害人责任的判断标准,然后对犯罪被害人责任进行分类,最后通过立法、司法等环节建立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责任追究制度。     

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研究

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 ,是对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忽视 ,它使得刑事诉讼原理自身陷入矛盾 ,并且与强化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的趋势相违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标识刑事程序从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重心逐步转向寻求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