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政府应当在决策制度设计上给与民众和社会以利益表达和意愿诉求的空间,而行政听证制度作为行政决策的一项程序机制,其完善与发展直接影响着行政决策的质量,因此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应当立足于民众的参与和政府的公共服务。本文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角度探讨了目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论价格听证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的完善

责任制度与救济机制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关于价格听证制度的研究多数是探讨完善听证程序本身,而少有关注责任制度与救济机制的文章。目前我国价格听证法律责任的规定很不完善,救济机制则由于行政决策的性质而局限于行政救济。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以民事责任补充甚至替代行政责任来解决价格听证程序的责任虚化问题;并将包括价格决策在内的行政决策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令其接受司法审查。     

浅析价格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作为行政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民众参与政策制定,体现我国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价格听证制度随着我国《价格法》的出台而逐渐确立,《价格法》对一些关系消费者切身利益的方案政策必须要举行听证制度,这为公众参与行政机关的决策提供途径,体现我国的民主原则。价格听证制度的实施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听证代表存在身份造假与被代表的现象、听证会透明度不足以及价格听证制度惩罚机制不完善等,因此针对这类问题,从完善价格听证代表遴选机制、提升价格听证会的透明度以及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     

论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作为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特别是价格听证制度,是民主制度在我国行政领域的重要体现和重要标志。当下关于价格听证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听证主体群体的单一和"逢听必涨"的怪圈、听证参加人缺乏民意代表性及其遴选机制不科学、听证记录的法律效力不明确、听证缺乏监督机制等成为了热点问题。建立和健全价格听证制度,对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增强政府价格决策的"透明度",确保价格决策机制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民主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价格听证制度的概念引入,然后分析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当中听证代表遴选机制、听证主持人制度、听证笔录效力以及相应的价格听证监督和救济机制,以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不足为依据,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     

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

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完善研究

行政听证制度是在为了实现公正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规范决策和高效决策目标的探索过程中的成果。该制度在实践中并被证明是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规范性、程序性制度设计。本文在分析行政听证制度本土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加强公众参与等角度提出完善建议,探讨中国行政听证制度改革的思路。     

行政听证代表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行政听证代表是参与听证主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实践中,行政听证代表的作用并末得到体现,这种情况的产生,既有制度上的原因即立法的不完善,遴选机制的不健全,也与整个社会民众的参与意识有关。在规范行政听证代表的遴选,构建具体制度时应明确行政听证代表遴选的原则、听证代表的构成、听证代表的资格、听证代表的权利义务、听证代表的法律责任以及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地位。     

对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几点思考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包括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三部分内容。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完善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实际具体案例入手,通过透彻的分析案例,总结出我国当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几点弊端,从而提出合理性建议,完善听证制度。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昆明小区道路私改公引发的思考

作为我国推进民主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行政听证对于扩大决策参与和增强决策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昆明小区道路私改公为具体事例说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现状,并针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及完善刍议

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但目前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在适用范围、听证主持人、听证笔录的效力、听证程序的监督和救济机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完善的对策在于: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建立健全的听证主持人制度;完善案卷排他性原则,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建立行政听证程序的监督和救济制度。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及完善——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例

《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均对听证作出了规定,但是本文认为这种规定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本文从这两部法律对听证的具体规定出发,指出了我国法律中行政听证制度的不足,例如,没有对听证的程序作出区分、听证适用的范围过窄等。在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了扩大听证的范围,规范举证责任的规则以及要保证听证主持人的身份独立性等建议。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发展与完善

本文从剖析行政决策听证的概念入手,在研究了我国确立和发展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梳理了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发展现状、不足及分析原因的基础上,联系中国法治改革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的对策:即在全社会培养程序法理念的同时构建系统化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行政许可的听证制度,但该制度在立法上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听证事项不具体,听证参加人的范围过窄,听证通知内容不充分,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行政主体提出证据的期限未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等等。本文拟对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缺陷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提出一些拙见。     

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行政听证是一项保障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利最重要、最关键的程序制度,在我国八年的尝试阶段,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诸如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行政立法听证流于形式、听证主持人员素质不高、举证责任不明确、对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保护不足、听证笔录的效力未作规定等问题。就其原因除立法本身不完善外,还有程序法治观念淡薄,听证程序适用的法制环境过差、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薄弱的法制现状等原因。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而听证笔录及其在行政决定中的意义又是听证制度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了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唯一依据的结论,并对我国目前有关听证笔录的规定进行了检讨。我国的听证制度应在听证笔录是行政决定唯一依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完善。     

论美国的正当程序理念及制度对我国环境行政听证的启示--中美环境行政听证制度比较

美国联邦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赋予了公民听证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听证制度,环境行政听证制度经20世纪后半叶的不断发展也趋于完善,从而给予了公民充分参与环境决策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机会和权利.相比之下,我国的环境行政听证才刚刚起步,有许多地方需要尽快完善.美国完善的环境行政听证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参考.     

听证制度在高校学生管理中运用之初探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在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引入和运用行政听证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具体实践中,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重大决策的形成以及对学生的奖惩等事项都要经过听证程序的检验,同时要注意听证主持人和参加人的选定以及听证结果的效力等问题。     

试论行政参与的理论基础、功能及其制度构建

我国的行政参与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行政参与对于实现行政的公正和效率功能既有积极的功能,也有消极的功能,以此为前提,我国的行政参与制度的构建内容主要包括听证及其相关的制度,非听证程序制度的参与权如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中的公民参与权以及行政参与的保障制度。     

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的有关听证程序内容过于简略化、原则化,不易操作,需要加以完善。听证适用范围应扩大到各种具体行政行为,“较大数额罚款”需重新界定;听证申请权须延伸到所有利害关系人;听证告知制度要规定告知方式及告知书的内容;听证通知制度应规定将第三人和案件调查人员作为听证通知的对象;应明确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享有质证权;尽快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应充实听证中证据制度的规定,丰富听证程序适用方式。条件成熟时可将听证制度专列于《行政程序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