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伦理道德建设走向的维度转换

伦理取向、致恩趋向是事关道德建设“全局”和“根本”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伦理取向维度强化教化伦理，在致恩趋向维度凸显工具理性，忽略乃至遮蔽了生活伦理和价值理性，这就割裂了道德结构的内在统一，致使道德践履出现严重偏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呼唤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当代语境中，道德建设的发展走向应当是教化伦理向生活伦理贴近、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     

大力加强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

科学技术在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 ,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精神困扰和道德难题。加强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实现对科学技术自觉有效的支配 ,而且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的道德建设 ,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人类的道德理性和科技理性是互补的 ,科学技术的运用必须得到道德理性的指导。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

道德建设既要靠社会的持续倡导和个体的能动自觉,也要靠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制度是实现自由、形成秩序的工具和途径,为道德建设提供直接保障。良好的道德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一套规范良性的制度安排来支撑,制度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也影响着道德建设的成效。     

意识形态与个体意义体验脱节：道德困境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两类措施解决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一类是伦理制度化,另一类是政府推动的各种精神文明建设,两种措施均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第一类措施低效的原因在于没有抓住道德的根本：引导人在超越和意义体验的基础上追求向善,不能取得实效。第二类措施以总体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精神引导,失去了个体意义体验的支撑,因而处于悬空状态。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建构基于个体意义体验的人生信仰,这种建构需要解决三对矛盾：实用理性与意义关切、社会分化与整体性认同、意识形态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执政党伦理建设的主体性保障

执政党应该具有忠诚、廉洁、守法、理性等基本伦理精神,这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充分发挥的内在保障。从培育党员道德,将党员基本伦理精神制度化,形成积极的道德文化,以及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加强执政党党员个体道德建设,为执政党伦理建设提供主体性保障,是加强执政党伦理建设的重要维度。     

立德树人何以可能——以黑格尔的伦理与道德之辩为基点

“伦理”与“道德”是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从词源学上,二者具有相似性;在哲学史上,二者也往往被混用。黑格尔是最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的哲学家,这一区分体现出了作为他律原则的“伦理”与作为自律原则的“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为新时代的立德树人教育提供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实践理性。立德树人的任务是在健康的师生关系中实现道德文明的代际传递和科学知识的迭代更新,因此,在注重个体道德自我意识培养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师生伦理共同体或整个社会伦理实体的构建。只有实现伦理实体和道德自我的和谐共生,才能充分发挥师生各自的道德主体性,养成“求真向善”的德行,从而达到立德树人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诉求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道德建设,营造一个具有良好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氛围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本文试从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和谐社会理应具备的道德基础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伦理诉求。     

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启示

儒家的人本主义强调了人自身的重要性,可以给我国社会道德内涵建设提供裨益.儒家的政治伦理追求仁君,以民为贵,这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领导干部道德素养是相通的.儒家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源泉.     

传统人性论之“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人性假设的冲突与调适

道德性是传统人性论的本质特征。"道德人"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中,本应将经济行为导向利他和公利,但现实却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时有发生。表面上看,是传统"道德人"的精神追求被遗忘,细究起来,恰是"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的人性假设存在冲突,主要体现为"道德人"与"自利人"、"理性人"、"社会人"的矛盾。只有对道德人性论做扬弃的调适,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发育和成熟。具体体现为打造"自利人"的观念认同、进行理性的启蒙、确认个体实在性和探索时代化的道德标准。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首席执行官的责任伦理建设

和谐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概念,涉及了经济问题,同时也涉及道德问题.在我国,首席执行官这种舶来品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种不完善性是我国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和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巨大阻碍.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道德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在总结我国首席执行官责任伦理缺失的原因和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明晰首席执行官责任伦理规范的内容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制度道德建设——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前提

制度道德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进行社会治理的根本手段。制度道德建设成为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前提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中,在历史转型的背景下,进行制度创新,建设科学的制度道德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     

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与立德育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高职院校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本文通过对我国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与立德育人现状的分析,借鉴国外师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厘清相关概念,探寻适合我国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科学路径,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服务。     

论加强道德调控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丰富 ,使得人们的一些陈腐的思想道德观念日益受到瓦解 ,新的合理的思想道德观念也日益生成。但是 ,伴随而来的心无所安、精神空虚的心灵孤寂现象和唯利是图、背道弃义乃至违法犯罪的社会丑恶现象也日益滋生和蔓延。限制市场经济自我发展的负面影响 ,就必须加强对社会道德文明的社会控制与调节 ,从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中介、调控力度、调控目标、调控操作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之 ,从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提升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 ,使社会开放、繁荣而稳定。     

道德建设的利益审视

本文从利益供给水平、利益占有秩序、利益构成要素、利益补偿机制及利益赏罚制度五个方面,揭示了利益与道德建设的效应关系。旨在从理论上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展示一个新的视角。     

道德研究的思维路向转换

道德研究所秉承的传统思维路向是导致当今道德哲学和伦理学难以对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实质性价值影响的根本原因。道德研究的思维路向应由形上路向转向生活路向,由注重建构理想类型转向求诸道德历史实在,由文化取向转向结构取向。     

略论法律的道德基础－兼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律以道德为基础,在立法上以其为价值原则,在运行中以其为外在支持.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充分尊重既存的道德事实,发挥"德"法"兼治的作用.为了给立法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原则,我们必须对当下的道德进行整合.     

邓小平人格风范探析

邓小平人格风范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又是社会主义高尚精神的光辉典范。一方面 ,揭示邓小平人格风范的根基 ,更好地理解理论与理论创立者的关系 ;一方面 ,揭示邓小平人格风范的基本特征 ,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高尚精神。     

论道德建设的三个实践维度

现代社会道德文化的创造和延续,需要必要的资源,而资源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社会道德生活世界的实践创造和经验积累。鉴于此,道德建设的实践归宿是回归日常生活,道德建设的实践方式应重视道德践履,道德建设的实践保障要依靠制度支撑。     

论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个别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产生扭曲,有的人在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下自我陶醉,贪图安逸,追逐名利。由于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威望,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因此,领导干部要注重从政道德修养,也要做官先做人,更要为官重修德。     

论腐败行为中的道德成本

腐败行为支付的道德成本,主要体现在伪装行为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与心理疲劳、随时可能被发现而受到法律惩罚的心理恐惧、以及腐败行为被发现后带来的声誉受损等方面。道德成本对腐败行为的制约力,取决于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高低、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强与弱、多与少、腐败行为人道德水准的高与低以及腐败行为被察觉概率的大小与所遭受处罚的轻重。为此,采取加大腐败成本的方式去反腐败,就要把高水准的道德规定与组织规则结合起来对潜在腐败行为人施加直接影响;以常规、快速和适时的处罚提高腐败行为被惩治的概率,给腐败者以持久的心理压力;同时公开腐败行为相关信息,使腐败行为人承担的道德成本由隐性成本变为显性成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