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

随着国际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国际社会的权威越来越转移到国际机制手中,国际机制的合法性问题凸现了出来。本文从合法性的基本概念入手,详细剖析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合法化问题,并就合法性与国际机制的未来作出基本的评估。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运作前提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建立直接关系着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解决矛盾,避免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对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现实框架产生冲击,对人权国际保护机制运行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进行界定与规范显得十分重要.     

亚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构建探究

目前,亚洲地区尚无符合其实际发展的人权保护机制,而近几年亚洲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就使得其人权保护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可以说,在当今亚洲有很多人权问题需要处理和解决,而亚洲却仍未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亚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构建展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能够为亚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建议。亚洲现有人权机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在亚洲未来人权机制建设模式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欧洲、非洲和美洲区域人权机制的经验和缺陷,创建和完善亚洲区域人权机制的路径和方法。     

浅析人权保护基本问题

人权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在人权的研究及研究结论中均存在诸多争议。首先体现在人权的定义方面。其次,在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争锋相对的局面。而随着国际社会社会的发展,人权保护的国际性要求也就日渐凸显。     

从冷战后非洲维和看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发展——由卢旺达大屠杀与达尔富尔危机引发的思考

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冷战结束以后,非洲内部冲突不断,而非洲国家自身力量不足,大国争相加入联合国在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但索马里维和的失败使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一度停滞不前,导致了卢旺达悲剧的发生。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对此反应迅速,联合国也积极介入,但此次联合国苏丹维和的意图历经多次波折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维和实践中坚持"维和三原则",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的建设,协调好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才是解决非洲地区冲突、维护安全的最佳途径。     

试论引渡制度中的人权保护

引渡制度是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制度,是各主权国家有效行使管辖权和惩罚犯罪分子的重要保障。死刑不引渡作为一项国际通认的引渡原则,对推进人权保护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司法合作已是必然,各国在坚持死刑不引渡的基础上打击犯罪且保障人权也是必然。     

人权和国际人权概念概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权这一概念的产生,同样归因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从最初统治者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保障正常社会秩序和劳动力供应稳定而对人权进行保护,到如今人权已经引起了全球人类的广泛关注。人权的发展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民的疯狂杀戮,也引起了人们对保护人权问题的反思。有关人权问题的讨论被推上了国际高度。     

关于人权的思考

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内保护的辩证关系,说明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凸现的理论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内在矛盾,问题的解决须找到两者间的一个平衡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在人权观念和实践上的差异有深刻原因,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强权政治.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迷误、在人权对话或斗争中争取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刑事司法视角下的人权保护问题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公民普遍的基本素养在日益提高,而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在此之上,本文简要分析了刑事司法中人权保护的现状,并通过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转变传统观念、严惩犯罪行为、限制刑罚权力等具体方法强化刑事司法的人权保护,避免刑事案件中冤假错案的出现,贯彻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     

冷战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可以概括为高潮-低潮-略有起色的发展过程,目前它处于踌躇不前、徘徊犹豫的状况.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总共进行了21次维和行动,超过了冷战时期40年13次维和行动的总数,加利时期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也从80年代的每年约1万多人,发展到90年代中期的7.8万多人,同期维和预算经费从每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1995年以后,尤其是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一度陷入低潮,维和行动的规模和经费也急剧下降,联合国维和经费预算为8.1 2亿美元,但到1998年又开始回升,据统计,2000年8月联合国的维和人员约有3.6万人,1999年7月～2000年6月,维和经费上升到14.17亿美元,2000年7月～2001年6月为25.82亿美元.     

境外务工人员人权的国际法保护机制分析

近年来我国出境务工者数量持续增加,境外务工人员遭遇人权问题的事件也随之增加,对此本文对国际法人权保护机制进行梳理,探讨运用国际法手段维护我国出境务工人员人权的具体方式,为向我国各境外务工者派驻企业、机构及维权法律工作组织对其提供人权维护支援提供一定参考。     

特殊人权保护——论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儿童作为国家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权利还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这引起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重视,这也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本文通过分析儿童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原因,来引出解决方法,以期能够使这一问题得以有效改善。     

国际干涉中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研究——基于联合国与地区性组织合作视角

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决定干涉行动成功的核心条件。同主权国家相比,国际组织的干涉行动具有更高程度的合法性。通常而言,联合国是得到国际社会成员国广泛认可的具备干涉权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唯一具备这种权利——的国际组织,而这种权利则来自于其成员国的授权,并且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明确体现。相比之下,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干涉行动的合法性则经常会受到国际社会成员的质疑。但是,联合国的干涉行动也经常出现有效性不足问题,这就需要地区性组织提供必要的支持。非洲联盟由于可以满足地区性组织参与干涉行动的相关条件,其行动构成了对联合国的重要补充,从而促进了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论冷战后的国际干预--以米洛舍维奇事件为例

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第一位受到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国家领导人.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国际干预的直接结果.纵观后冷战时代日渐增多的国际干预,它一方面作为维护国际共同利益的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另一方面,它对传统国际法有关主权、引渡等问题的冲击显而易见.因此,应当规范和完善国际干预机制.     

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实践中人权的发展——以公民基本权利为中心

人权是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反抗封建君主贵族和教会神权特权而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人权被认为是人的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由此产生天赋人权一说。公民基本权利更是被称为基本的人权,它是公民作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人,基于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人类某些基本的利益和道德需要而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不同的时代里,人权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在不断的更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人权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而为诸多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国际人权公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间在保护人权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

保护的责任是国际社会处理人权与主权关系的最新进展,是保护人权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探索。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萌芽和酝酿时期、逐步进入政治议程并被确认的阶段、就如何实施进行大辩论的时期和进行实施并产生重大分歧阶段。保护的责任在实施中面临很多问题,主要包括:日趋缩小并被严格限定的适用范围,关于如何行动的不同提法,国际社会的不同立场,以及如何处理利比亚军事行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大国,对保护的责任所持的立场在国际社会备受瞩目。在保护的责任的酝酿阶段,中国就参与了对这一新概念的讨论。在此后的不同阶段,中国都基于自己的外交理念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后冷战欧洲秩序的危机

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新欧洲秩序的出现,但俄罗斯的三个决定,即退出常规武器公约、阻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在选举监督领域的工作、拒绝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四款欧洲人权法院改革议定书,标志着后冷战欧洲秩序的终结。本文认为,后冷战欧洲秩序危机的核心不是民主和独裁的冲突,而是欧盟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国家和俄罗斯表现出来的传统现代国家的冲突。在俄罗斯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和对抗西方的新倾向背景下,西方不应该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专注于国家利益的接触政策和19世纪的权力政治,期望这样做来改善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是行不通的。     

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论争:评析与反思

自从西雅图事件在1999年底爆发以来,国际学界就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关系展开多起且前后长达十年之久的跨国且跨学科论战。该论战不仅表明经济全球化之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而且预示全球贸易自由化已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不过,在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政治到法律的语境下,论争双方都只把贸易与人权论战定格为一种制度关系之争而不去发掘相关制度转型背后内在知识结构的重构,既无法准确理解贸易与人权关系的性质,又没有合理定位人权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应有功能,因而未能给两者关系指明出路。即便如此,这场论战给拥有世界第一大贸易与人口规模的我国以深刻启示:全面认识贸易自由化对人权保护的影响并重新定位人权在当代社会中的基本功能十分必要。     

浅谈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

本文作者在长期的少年司法实践中发现，少年违法犯罪与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有着重要的关系，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比处罚少年犯罪更能显示其应有的社会效果，对于预防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