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城乡结合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问题——以北京市海淀区北部城乡结合部为例

正加强和创新社会服务管理不仅是城市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海淀北部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城乡结合部地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一、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服务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一)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乡人口的重要组成海淀北部城乡结合部地区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生存理性”下的选择:失业者再就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调查数据及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失业者再就业选择的因素可以发现:失业者再就业态度积极,但多数人从事着非正式职业或自雇职业。在影响因素中,个体的社会特征因素对失业者再就业行为影响显著,而再就业意愿对再就业行为影响弱化。因此,失业者眼高手低的说法恐难成立,失业者应是根据不同的自身条件在生存理性的指导下作出再就业选择的。     

社会空间视域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创新——以成都市犀和社区为例

加强和改进社区治理是新时代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区处于从传统村落到现代城市社区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居民异质性强、社区交往弱化和社区文化纽带缺失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美好生活愿望。本文选择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城乡结合部社区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空间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治理困境,在充分挖掘居民需求基础上,提出构建针对人口密度增加的"微治理"体系,培育"社区公共性",塑造新时代社区精神,为协调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生存理性"与传统道德--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与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产物,所以,传统道德的基本理念还需要从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对应的“生存理性”上去理解和解读,传统道德所高扬着的“家”、“乡土人情”和“勤俭与消闲”等理念都是这种生存理性的表达。农村经济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需要关注这些仍在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价值诉求。     

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活动形式的理性思考

近些年,由于高校持续扩招,逐年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使得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愈加凸显,这对政府、社会、高校以及广大毕业生都是严峻的考验,因为大学生顺利就业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以科创园为载体实践大学生创业创新教育研究--以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依托大学生科创园开展一系列工作以对大学生进行创业创新教育,这是大学生创业创新教育的新载体。近几年来,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依托校园内的科创园,实现了对学生进行有效创业创新教育的目标。     

以科创园为载体实践大学生创业创新教育研究--以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依托大学生科创园开展一系列工作以对大学生进行创业创新教育,这是大学生创业创新教育的新载体。近几年来,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依托校园内的科创园,实现了对学生进行有效创业创新教育的目标。     

流动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探析——以济南市K社区为例

公共性作为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社区秩序的基本要素和支撑保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异质性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但是实现多元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条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支点。本文通过对济南市K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性培育面临着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社区功能单一、主体结构失衡、社区组织发育迟缓等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营造社区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打造交流互助平台等途径,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破除主体间性困局,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性的重建。     

政府主导建设下的城市宜居性评价研究——以广州为例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广州进行了宜居性评价,对评价结果又进行了变异性、相关性等分析,发现了“社会公共产品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指标失衡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城市宜居性的提升。政府是宜居建设的主导,其“经济人”的特性正是痼疾产生的根源。新形势下,政府亟待加强对关切民生的宜居要素的投入,逐渐完成从“土地等生产要素”经营向“非经营类产品”供给的转型。     

青年公益创业的困境与突破——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近几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公益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公益创业作为新生事物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并面临着六大困境:缺乏统筹人才,缺乏项目创新,缺乏持续资金,缺乏专业支持,缺乏诚信保障,缺乏法律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给青年公益创业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珠江三角洲地区青年公益创业者开风气之先,勇于探索和尝试,在项目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就整体而言,还需要在突破组织目标、治理、资源和政策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才能增强自身活力,实现健康发展。     

藏族农村家庭的现状与演变--西藏拉萨郊区农村个案研究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以来,拉萨市开始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郊区农民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经济所呈现的适应性改变,反映了国家对农村政策和西藏政策的调整方向。核心家庭的增多和扩大型家庭的减少是西藏农村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缩影。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外出务工导致的谋生手段的多样化扩大了通婚地域和婚配对象的选择范围。家庭内部职业角色呈现出多样化和兼业化的特征,男性强化了在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妇女在家内私人领域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两性间社会角色的分化进一步扩大。     

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与中国女性人口国际迁移:马来亚个案研究(1929-1941)

英属马来亚是近代中国人口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女性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和殖民地政府移民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人口大量移民马来亚。本文通过中国女性移民马来亚的个案分析,希望深入探讨经济危机和重大政策变化对男女移民的不同影响,以及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移民模式,以期丰富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     

论西部文化经济的培育及其成长——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文化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传统经济系统的重要变革。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所形成的文化生产力,日益快速地向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渗透,产生出对现存经济系统的巨大改造力量。     

濒危物种保护压力下的乡村发展困境——陕西朱鹮国家级保护区的例子

陕西朱鹮国家级保护区的调查与分析表明,保护优先原则绝对化与片面化的贯彻,不仅抑制了社区和当地人的发展,而且也降低了以此为基础的保护绩效。当地社区所采用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存在着体制和立法等与中国广大农村现实不能完全适应的问题。这些困境都有待于关注“本土化”的人类学进行深入研究。     

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汉末魏晋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族属研究的个案思考

考古人类学的族属研究注重考古学文化问题,其关健在于理解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中人群集团的历史真实。应用"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境族群"和"根基小族群"概念分析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的族属问题,关注族群的构建过程,可以建立某种识别判断"根基小族群"性质遗存的操作模式。     

清代台湾滨海的海埔产权纠纷及其官民应对策略——以乾隆年间海埔纠纷为例

台湾岛西南内海区域在河川、风灾、水灾等因素的影响下,大量泥沙淤积而形成新的海埔地,这些尚未纳入租税体制却有利可图的土地成为各类人群争夺的目标,不同生计模式的人群对这片土地产权归属有着不同的认知,他们各自的权益伸张导致当地官司连年。举凡乾隆二十四年(1759)、五十三年(1788)、五十七年(1792)一连串“海坪”霸占争议案件,皆由此而来;而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禁垦海埔与盐场废地以及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晒丁械斗杀人事件,亦是源于对盐场周遭海埔地的产权纠纷。不同利益群体的权益伸张以及官府的判定原则始终取决于当地复杂的人际网络与利益分配关系,这也决定着海埔地的产权归属。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管理资源的利用与整合——以云南红河哈尼族村寨社区管理中二元结构形式为例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社区管理中存在一种二元结构的形式,一是在乡镇政府机构领导下的党团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民间组织,后者是边疆少数民族村寨解决矛盾纠纷、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可替代的本土资源。充分利用与整合这些资源,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