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建构分析

从数字治理的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处于数字治理2.0这一新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构建进程得到有效推进,这一治理平台具有多种特征及多项功能。数字政府治理的一些主体在建构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如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实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亲和性均须进一步强化,这些问题的成因可归入五个层面。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发展趋向是:实现体系化建构、服务内容更加系统全面且呈现一站式全流程业务服务,采取一些举措能够助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平台的进一步建构。     

数字政府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信息化发展时代趋势、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治理成为适应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新形态。数字政府作为现有信息化架构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政府运行模式,其治理效果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标准,也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探索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构建数字政府整体性治理实践范式,结合数字政府治理的需求,为数字政府治理提供合理有效的方案,为政府治理创新拓展治理应用方向。     

习近平关于网络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论述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网络技术发展的新趋势与我国社会发展新变化,对网络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呼吁网络向上向善发展,综合完善治理,提出了以技术创新驱动、基础设施铺路、安全保障护航、人才引领、网络空间法治与国际合作共赢的网络发展战略;倡导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人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格局。这些主张与格局既是中国网络发展与治理的体现,也是我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根本要义;既符合世界网络发展趋势,又充满中国特色,为世界各国参与网络治理提供参考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数字赋权与数字平权：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治理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要以“做大蛋糕”夯实富裕基础,又要以“分好蛋糕”公平共享发展红利。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与应用,数字治理日益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以数字赋权夯实富裕底数、以数字平权共享数字红利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部门结构壁垒的“智”“治”分离、数字技术供给滞缓、公众数字应用能力孱弱等数字化赋权障碍,以及社会空间的“数字鸿沟”、组织系统的“数据壁垒”等数字化平权漏洞,是数字化增进共同富裕的治理难题。共同富裕应兼顾“共同”之“舵”和“富裕”之“桨”的两维,以“平权”为“赋权”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发展,一方面,从数字“用户运行”自治、推进数据开放的区域联盟、锚定“反数据歧视”的价值平衡等数字平权工具提升共同富裕的成色;另一方面,则从“智”“治”互嵌的结构优化、普惠与可及的数字红利场景应用、公民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培育等数字红利赋权共同富裕的增量。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平台应用普及推广、社会治理预期关注、政务服务需求响应、基层治理多元参与、社会监督广泛互动的必然结果。基于宁夏银川“政务微博矩阵”、天津滨海新区“津治通”案例分析发现,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践,主要以“治理平台+制度规范”的形式展现,体现了平台建构层面的“技术支撑+制度约束”、应用范围层面的“线上自动+线下人工”、实践执行层面的“网络监督+网格落实”、行政方式层面的“追求共性+体现个性”和主体结构层面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运作逻辑。利用综合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尽管作用明显,但依然面临治理理念不明确、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急需建立智慧、透明、互动、参与的治理理念,形成数智化、民主化、多样化的治理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要从加快建设和普及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和加快数字经济创新和人才体系建设几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平台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的分工与协调

完善数字平台监管是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任务。数字平台监管可以分为针对行业分类的行业监管和基于统一市场的市场监管两种模式。数字平台行业监管和市场监管相关执法实践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两者尚缺乏有效衔接。数字平台集团化以及跨界经营使得针对行业分类的行业监管和基于统一市场的市场监管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逐渐凸显。从提升数字经济常态化监管水平的工作要求着眼,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监管部门应根据市场特征对数字平台进行分类施策,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增强监管合力。与此同时,要加强数字平台行业监管和市场监管的分工与协调,从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     

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

什么样的城市数字治理是学者们期望的良政善治?城市数字治理有没有带来预期之外的担忧?通过专家焦点小组讨论和文献回顾,对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学者们期望,城市数字治理是一首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交响曲,而非政府的独奏曲;厚此不能薄彼,既为优势群体锦上添花,更为边缘群体雪中送炭;能量体裁衣,从用户的实际感受和体验出发;能既有智能,又有人工,更加尊重人的智慧与自主性;能化零为整,修炼整体性的“内功”,增强协同性的“外力”;能细水长流,量力而行;能张弛有度,提高敏捷性和适应性;能开诚布公,落实公开透明与知情同意。同时,学者们也担心,城市数字治理成为“虚中楼阁”,脱离实际需求,忽视实际成效;让人“裸奔”,数据采集过度,数据泄露频发;让人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无所不用其“技”,弱化人的作用,扭曲人的行为;“墨守成规”,强化落后模式,固化既有格局。这些“期望”和“担忧”反映了学界对如何平衡好技术、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数字治理实际成效的关注,希望这些“期望”和“担忧”有助于确立未来城市数字治理研究与实践的价值坐标与未来方向,以提升公共价值,促进城市善治。     

技术悬浮与回归治理：数字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数字技术被寄望于能够解决乡村治理中更深层次的、更难化解的问题。然而,从数字技术的现实价值实现来看,数字技术悬浮于农民增收、治理效能提升、实现共享发展的需求和目标之上,对降低治理成本、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作用发挥受限。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字治理的实践要求与农民的数字素养存在偏差,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间存在张力,与传统乡村治理逻辑出现脱嵌等。数字乡村治理要摆脱技术至上的导向,回归治理本身,就要以数字素养提升带动治理能力提升,依托平台建设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依托大数据技术实现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以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夯实治理基础。     

新时代网络生态治理策略研究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网络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治理作为维护网络社会秩序、促进网络社会安全、引领网络舆论导向的重要方式,重要性日益凸显。将网络生态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网络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只有树立共建共享的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理念,构建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新格局,才能全方位提升网络生态治理能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逻辑与创新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可以理解为是乡村脆弱性的对立面、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系统韧性的组合以及乡村多种稳定性状态。数字乡村韧性治理的建构,体现了秩序与发展的权力逻辑、利润与效率的资本逻辑、沟通与网络的技术逻辑、宜居与幸福的利益逻辑。针对现阶段数字乡村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时刻影响着乡村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创新整体性治理路径、适应性治理路径、包容性治理路径、风险性治理路径、内生性治理路径,从而更好地提升数字乡村的韧性治理绩效。     

E时代网络反腐范式的实践困境及其治理

网络反腐成为网络社会制约权力腐败的新范式。与传统反腐范式相比,网络反腐具有主体多元化、结构扁平化、监督主动化、过程互动化的优势,是对传统反腐范式的有益补充。但同时网络反腐在参与群体、参与形式、参与机制、参与过程中存在实践困境,这迫切需要转换网络反腐治理的实践逻辑,提升网络反腐的科学化水平。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治理分析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世界在进行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似乎比以往拥有更多的自由平等权力。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体仍然是作为一种免费的数字劳动力进行数据的生产消费,而广大的数字资源及信息技术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劳资对立和劳动异化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为了争取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减数据鸿沟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借助马克思的《资本论》,透过数字劳动的表象去揭示其深层次的运行逻辑。     

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治理转型的逻辑、边界与路径——从数字治理到智慧治理的场景转换

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赋能政府治理转型,为政府治理从数字治理走向智慧治理提供机遇和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治理转型,遵循情境转换、理念嬗变、技术创新、功能转化、机制完善和价值实现的逻辑机理。面对人工智能赋能政府治理转型可能带来的挑战和风险,需要从技术应用、决策辅助、数据安全、民主参与和价值实现层面厘清赋能边界,坚持技术祛魅与技术化归相结合,强化智能决策与人类决策相融合,注重数据运作与规范管理相配合,突出政府主导与民主参与相适应,实现多元价值与统一规范相协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规范应用助力政府智慧治理的实现。     

辩证看待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但是,在推动体制和科技创新的工作中,我们遇到一系列认识上、政策上、实践上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影响我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就属于这样一类认识问题。　　基础研究要加强,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性的基础研究要切实受到重视,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时我们注意到,许多人特别是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同志头脑中存在着一维单向思维定势,认为没有基础性研究就不能有应用性研究,没有应用性研究就没有技术开发。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全球数字鸿沟及其治理

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全球数字鸿沟是全球两极分化的新体现。全球数字鸿沟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失衡,扩大了两极分化,甚至催生了数字霸权和数字荒漠,危害了全球的健康发展。全球数字鸿沟建立在既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鸿沟之上,在短期内甚至有扩大化的趋势。全球数字鸿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治理全球数字鸿沟既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发展中国家要致力发展经济文化,执行合适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信息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逐渐缩小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