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完善

现行《刑诉法》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其意在加强对人权之法律保障,并解决长久以来实践中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无疑是推进我国技术侦查法制化进程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现行粗放的立法方式不仅使得侦查措施分类混乱,同时赋予了侦查机关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得技术侦查措施极易已化为"潘多拉之盒",鉴于此,完善侦查措施之立法刻不容缓。     

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规定的偏颇与完善

在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内,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虽同属侦查措施的范围,但两者关系并无得到广泛认可的渊源。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诉法》在第2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中第8节设立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在内容上包含了不属于技术侦查的秘密侦查措施。学术界的分歧、立法的模糊和域内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导致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概念逻辑关系混乱的主要原因。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是否属于技术侦查措施,有待商榷。当前的"技术侦查措施"的节名,虽可修正为"特殊侦查措施",但并非最恰当,将其修正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堪可相对完善。     

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在总体上呈现出粗略、概括、模糊的特点,引发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对于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讨论。现阶段立法细化技术侦查规则的瓶颈在于:在立法利益格局上,执法部门处于垄断地位且相互博弈,而公众缺乏参与机会;在现行制度和理论上,检察监督和司法审查两者均不妥适;在系统性法律架构中,缺乏有效的隐私权保护、国家赔偿和非法证据排除等司法救济。这些瓶颈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和制度支撑被强行"打破",而应当在"相对合理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技术侦查规则的细化来实现,最终达致整个技术侦查措施的法治化。     

新《刑事诉讼法》中特殊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的"技术侦查"作为单独一节加以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也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法律条文急需相关解释加以完善,但是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规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立法缺陷并未得到弥补。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和限制,而且易导致特殊侦查措施成为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由此,本文对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对《刑事诉讼法》中秘密侦查措施若干问题的探讨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等重大犯罪侦查程序的关键环节,如:技术侦查、隐匿身份侦查、"秘密拘留"措施等作出了规定,填补了《刑事诉讼法》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空白,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然而,在上述问题上的立法,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为了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刑事程序需要更加严谨的设计,达到二者之间的相对平衡,以保护《刑事诉讼法》最终的立法意图的实现,真正建立起一套既能保障侦查机关依法侦查又能保护人权的侦查程序。     

谈技术侦查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犯罪形式的变化,技术侦查成为打击犯罪的重要侦查手段。技术侦查因其高度的隐秘性而与公民的隐私权产生冲突。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技术侦查立法追求的目标。技术侦查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应受到严格的程序控制并辅以救济措施。     

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技术侦查属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易侵权性的特征。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实现密切相关。技术侦查立法应当体现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和相关性原则的要求。我国技术侦查立法在措施使用范围、审查批准和执行机关以及审查程序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诱惑侦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入了第151条的新规定,该条所述及的侦查行为就是"诱惑侦查"范畴下的"机会提供型"侦查行为。因为"诱惑侦查"自身的特点,需要合法规范地行使"诱惑侦查",并且着重保护公民权利。应当首先对"诱惑侦查"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且对《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做简单的梳理,进一步明确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诱惑侦查"的合理、合法实施以及规制提出构想。     

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运用困境及其制度因应

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刑事诉讼中技术侦查证据的运用面临困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技术侦查证据核实方式易异化,二是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缺乏有效制约。对此,应细化相关立法,完善技术侦查证据核实制度,健全技术侦查证据运用的监督制约机制,明确“瑕疵”技术侦查证据补强的限制规范,以推动技术侦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发挥作用。     

论《海警法》之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和影响在当今侦查工作中正呈现出一种扩大化趋势。由于海洋事务与海上国土逐渐占据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立法规范对海上刑事案件享有侦查权的海警机构的技术侦查行为需要提上日程。当前,《海警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海警机构采取技侦措施的适用对象、限制条件、执行机关等进行了规定。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本身具有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性,立法设置既应该考虑打击犯罪的有效性,又应该达到保护人权的效果。目前,在程序规范和监管救济等方面缺少具体的立法规制,相关立法仍不够完整、系统和具体,需要作进一步的衔接与完善。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