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历史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影响。"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外、国内的客观形势不同的认知之下,对于中国未来道路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引发的一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在争论当中双方依旧保持盟友的关系,双方也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这场争论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成长必须和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理论与实践"之争——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命题.而中共创建时期的两次争论,对这一命题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一次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次张国焘与李汉俊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之争.本文通过对这两次争论背后的历史作简要梳理,以发掘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成因.     

五四语境下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合离

基于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探索此阶段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反应。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经历了一个合离过程。主要探讨二者在文学革命初期的相遇,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的区分,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后的分道扬镳的过程。     

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析论

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是秉承公民化、同质化的公民国族主义取向,还是采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多元文化主义取向?这个基本而重要的理论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主义之争"与"诸神之战"。事实上,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应当汲取两者之长,在国族认同建构和公民身份建构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调整"族际主义"取向整合思路,实现族际政治整合"区域主义"与"位差主义"的统一。     

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论阿尔都塞对葛兰西历史主义的批判

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线索。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激进地解读为"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在批判葛兰西历史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意识形态、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表明阿尔都塞在认识论、哲学观等方面存在着对葛兰西历史主义的误解和理论强加,也暴露阿尔都塞理论主义路向、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二元划分的思维方式,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变革及其开启的实践哲学路向。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

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演进中,"问题与主义"论争具有历史性转向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过往聚焦资产阶级文明目光的最高点总结,而且开启了追寻社会主义文明新目光的起点。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新视角探讨"问题与主义"论争,可以清晰地展现李大钊作为那时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汇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探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目光转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多元文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两点比较

"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公共政策,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都和民族问题有关,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多元文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主张相近或相同,但本质上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提倡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则讲发展、讲进化;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多元"和"差别",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多元"和"一体"的统一论者。在民族政策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行有着很大的被动性,出现的时间要晚,内容上较简单,社会的认同度也不高。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民”内涵的三重辩证看马克思主义的“行”

历史主体性问题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千年难题。马克思主义扬弃了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个人主体论,创立了群众史观,首次确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并在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的三重关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内涵,从而在理论上与自由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在实践上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不仅有力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问题,还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浅析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用精神分析学"改铸"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补充。但是由于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以精神、心理分析为出发点,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只是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结合,因而其合理性与科学性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人道主义—结构主义的“张力论”解——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及其争论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激起了"人道"与"结构"之间哪个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哪个形态才是马克思真正所要表达的核心内涵,两者对立的局势也在不断加深,直至今天国内外的学者仍然在争论。这两大流派都机械地固守"人道"和"结构"中的一个方面,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片面化、机械化,以至于有些贬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本文中将重点分析两者的价值论断以及价值目标来挖掘他们之间的张力结构。他们之间的对立绝对不是片面的,而是互相制约,他们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只是表面的,用张力论来解释这一场结构与主体的实际之争,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意义。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语境下重温“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语境下,重温九十多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拾论战中的合理因素,思考诸如对待"主义"之态度,以及对待"问题"之方法,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地理解"谈"与"干"的关系,科学地把握各种"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创造性地推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的运用与发展。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在中国的早期建构

1903年出版的《社会问题》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文献。该书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阐述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明确提出"共产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将社会主义区分为"广义社会主义"和"狭义社会主义",并提出构成"社会主义之主脑"的四要素;详细分析了托拉斯的负面作用;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比较了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批评中详细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引介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密切相关的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该书为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在中国的早期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李大钊没有明确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但其理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息息相关,脉脉相通";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务求其适合者行之";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必要·可能·路径——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是否必要?其一,在文本视域下,反映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学理诉求;其二,在问题视域下,体现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现实意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何以可能?一方面,取决于研究对象,即客观上是否存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另一方面,取决于研究主体,即研究者是否形成了有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理论和方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路径何在?不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时代背景、文化土壤、实践基础、现实依据、科学支撑、战略布局、总体目标、实现路径、独特贡献等十个方面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加以阐释,尝试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的一种路径,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同时预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文化过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大核心CSSCI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过滤"。这种过滤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的某些文化因素促使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更多考虑中国的文化语境。     

中国民主化历程论纲(下)

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并取代它的地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斗争和人民的比较选择过程。首先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了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论,曾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了“问题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超越性——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先进性和包容性的价值体系,它在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克服了以往价值体系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偏执,实现了对它们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超越了群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实现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超越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争,实现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超越了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之争,实现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统一;超越了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之争,实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西方现代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学术界经历一个复杂的理论嬗变过程,这个过程在总体上表现为从"精神污染"到思想资源的转变。具体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配合解放思想、呼唤人性、弘扬人道主义的作用;到了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主体性转向和异化批判的范式下研究这一理论;世纪之交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讨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转向的理论资源;新世纪以来,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变得多元与精专,并展现出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合流的趋势。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也大致经过上述四个阶段、四种范式。"人学辩证法"是萨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带给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冲击也最大,它刺激着中国学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学"问题和"当代性"问题。而"当代性"一端连着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形而上学),另一端连着后现代,萨特就是在传统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之间搭建桥梁的人物。     

从哈贝马斯理论看"国民之争问题"

国民之争问题在中国日益突显,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加剧了个人与国家的疏离,尤其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下,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的冲突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外建立新型政治经济哲学,即话语政治,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开创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社会结构区分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两部分,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方式,并借助公共领域这个中介,协调两者间的矛盾。于是,国家维护系统权力,公民维护社会规范,在权力与规范的对立中,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国民之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协调方法,也为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民之争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