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特点与司法裁量空间

中国刑法的突出特点是将犯罪的结果·数额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基本依据,具有偏向客观的色彩,这种特点影响了司法裁量权的行使,导致司法人员定罪与量刑的余地有限。其优点在于缩小犯罪圈、节约司法资源,且操作简便,能够在客观上保持公平;其不利之处是未体现个别预防、教育刑思想,忽视对犯罪人人格的评价以及对犯罪的具体行为方式的评价。未来立法的趋向应是改变片面以数额·结果为依据的客观化倾向。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提高司法公信力

<正>十八届四中全提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中的第三个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历程回顾历史,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重点突破阶段的司法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21世纪之初)。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     

立足司法职能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处在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把“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但是,目前法律信仰的缺失、供需之间的矛盾、素质能力的欠缺等原因,导致司法公信力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社会需求。为了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必须确保公正司法、廉洁司法,落实司法为民,推进司法公开,改进司法作风。     

论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

在混乱的裁量观和不当的司法审查强度理念下,司法对行政裁量的隐匿审查广泛存在。要解决隐匿审查的问题,则应当在裁量观、司法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判决方式等各方面作出努力。当然,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赖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并没对此作出整体性的规定。     

行政裁量司法审查之思考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而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不仅仅涉及合法性的问题,还涉及到合理性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的现行法律框架下,能否对行政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还存在着争议。本文将通过对国外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简单介绍,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存在的行政裁量的问题,并对将行政裁量纳入现行司法审查的范围进行论证,同时对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标准提出设想。     

行政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

行政裁量基准能否司法审查,取决于裁量基准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宪法至上"理论和"司法最终"原则决定了裁量基准不能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就我国现行法制体系而言,司法审查应扩大其受案范围,采取依申请和依职权相结合、附带审查与直接审查并存的审查方式,秉持"合法性审查"的标准与"合理性尊重"的态度。     

论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

在混乱的裁量观和不当的司法审查强度理念下,司法对行政裁量的隐匿审查广泛存在。要解决隐匿审查的问题,则应当在裁量观、司法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判决方式等各方面作出努力。当然,该问题的最终解决赖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并没对此作出整体性的规定。     

铜仁市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我国近40年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当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的状况却令人堪忧,如裁判不公、司法腐败、诉讼效率低、不尊重人权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使公众失去了对司法的信赖和尊重,还严重阻碍了司法改革前进的步伐。因此,研究我国司法公信力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法院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良好的司法公信力是民主法治社会司法权威的集中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构建民主和谐的法律机制;坚持公正司法,提高审判工作质量;规范司法行为,树立司法权威;坚持司法为民,增强司法亲和力;加强职业操守教育,保持司法廉洁;加强司法沟通,实现法院与社会的和谐。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不可避免,且可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寻找到其正当性根据。司法裁量中,法官通过判决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情感可作为正义冲突时的价值导向,引领公众的生活目标。但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也存在消极性,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保证法官的道德情感的发挥是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运用。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评价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优劣可从正确性、针对性、平衡性等方面进行。法官后语、附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结案报告书论文化、规范说理制度等方式可以有效地辅助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法官的素养和自律力。     

论媒体介入与司法公信力之平衡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工作成果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缺失形态,平衡媒体介入公司法公信力,应当以坚持司法体制改革为主,加强约束媒体介入的行为为辅,创立新模式,寻找新途径,使媒体与司法形成合力,从而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简论和谐社会的司法公信力基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它直接影响社会的法治效力进而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基础。公众对司法的判断力、自制力、排除力的信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以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立法与司法的良性互动,这要求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努力提高立法的科学性,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基础;二是努力降低立法滞后性给提升司法公信力带来的不良影响;三是努力应对法律变动给提升司法公信力带来的挑战。     

激励与约束:行政裁量适用的理性应对

基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致行政行为目的随之不断转化,加之行政效率、行政法治及个案正义的客观要求,皆为行政裁量权适用的存续提供了现实基础。然社会事务的纷繁多样及裁量执行者的主观判断,难免会使行政裁量迷失于僵化与泛滥的两个极端,而致裁量目的难以达成。故为消除此现象,在裁量界限的确定过程中引入激励理论与行政控权理论,并基于此而构建一整套相对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实为行政裁量适用路径的合理探寻。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提升的良性互动

国家法治建设、司法公正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媒体监督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通过透析当前媒体聚焦的热点案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信力提升积极、消极影响并存。媒体监督与司法公信力冲突本质上有正义法律观和朴素道德观的冲突等深层次原因,为协调二者关系,应从立法、司法、执法、公民参与等多途径予以解决。     

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建设与司法体制、司法机关人员素质、社会公众的法律素养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力的决定因素。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直接原因有:一是司法权力配置不当和司法信仰缺失;二是司法制度的缺陷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要提升司法公信力,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加强司法队伍的素质建设和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