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

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新型”,是以显著的制度效能为事实依据的。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深刻体现为“我们如何看待政党制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新。新型政党制度概念蕴含着新的类型学标准,以政党制度是否达成预设的制度效能为依据,对政党制度作“新旧之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明确了“建设一个怎样的政党制度”“怎样继续建设政党制度”的目标方向。进一步激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潜能,是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     

论制度管理态势

选择以制度管理作为基本管理态势的组织,按照从简单至系统的顺序,制度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责权利制度管理、职能制度管理和作业基础制度管理.作业基础制度管理是制度管理的最高态势,它从过去以事项为中心转化为以岗位为中心,通过作业,将职能和岗位联系起来,通过作业设计,将职能制度和岗位制度对接起来,使各项制度之间相互整合,在制度之间实现了无缝链接.这就为我们建立科学、系统及量身定做的业绩评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思考——学习贯彻胡锦涛2011年“七一”讲话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各有其独特内涵。四者有机联系、不可分割。旗帜为制度指明根本方向,制度为旗帜提供制度基础;道路为制度提供实践基础,制度是道路的集中体现和首要标志,并为道路提供重要载体;理论体系为制度提供思想指导,制度为理论体系提供基本内容,开辟广阔前景。四者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     

制度变迁中的“创新组合”:以中国城乡治理为例

本文根据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新的分析框架将制度变迁的机制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响应性制度创新、适应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治理的若干典型案例,证实了四种制度创新方式,并进而提出,新中国制度变迁的核心机制,是一种创新组合的方式,从强制性制度创新和响应性制度创新,转向为适应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方式如强制性制度创新到另一种方式如诱致性制度创新.     

论制度正义及其责任主体

正义是制度之魂,制度正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且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尊严等权利的维护。正义制度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制度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政府是制度正义的责任主体,制度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政府推动制度正义建设的具体途径有:政府立法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政府要以民生为本进行制度设计;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推动道德进步。     

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困境及消解

建设研究型大学,需要完善的学科制度作保障。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存在以下问题：学科评估制度存在缺陷,学科设置制度主体权力失衡,学科生长制度不健全。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成本-收益”分析是制约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路径依赖是影响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合法性机制也是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我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要以学术本位为价值取向,以诱致性变迁为路径选择,建立校际学科联盟制度,完善激励机制,为研究型大学学科制度建设提供保障。     

论我国浮动抵押接管人制度的构建

我国《物权法》未专门规定浮动抵押的特殊实行制度,不利于发挥浮动抵押制度的功效,也无法防止抵押人在浮动抵押固化后恶意处分抵押财产。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实施为接管人制度的引进奠定了基础,但我国浮动抵押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却为接管人制度的运行制造了障碍。因此引入浮动抵押接管人制度,不仅要构建接管人制度本身,还要完善浮动抵押及其配套制度。     

政治制度共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凝聚制度共识,塑造政治定力。历史上的国家兴衰启示我们,以厚植政治制度共识为重要方向的政治合法性建设,是提升社会凝聚力、进而形成强大国家能力与良好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工程。避免政治制度共识缺失的"波将金陷阱",理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点难点所系。厚植制度共识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制度理性化,"使制度能靠得住";提升制度执行力,"使制度能转起来";保障制度稳定性,"使制度能传下去"。厚植制度共识的可行途径包括:以关键少数为共识凝聚基要人群,以价值建设为共识凝聚基础工程,以求同存异为共识凝聚基本原则,以制度实践为共识凝聚内生动力,以制度叙事为共识凝聚外在补充,以法治方式为共识凝聚长远保障。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制度资源开发的挑战与应对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制度资源开发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制度不完善,制度资源的储量还有待增加;制度资源更新不完全,历史性错位现象依然存在;制度资源系统存在不协调性现象,造成了制度冲突和资源损耗;制度流失和扭曲现象严重,制度资源利用率有待提高。制度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表现为:增加制度资源储量是党制度资源有效开发的前提;适时进行制度资源更新是党有效开发制度资源的基础;增强制度系统的协调性是党有效开发制度资源的条件;把制度资源开发同其他资源要素开发相结合是党有效开发制度资源的保障;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是党有效开发制度资源的关键。     

关于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

借鉴"SSP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目标应是,解决现行的制度缺陷,建构制度结构合理、符合制度安排的道德要求并且制度绩效良好的制度结构.从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来看,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应该处理好党内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立法机关、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要有利于使政策转化为良法,保障转化过程具备程序正义.为了保证转化后的法律质量,有必要建立对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品质审查制度";为顺利衔接政策与法律两种规范形态,必须设立完备的执政党"立法建议制度";为了实现转化程序的正义并保障转化结果的理性,应当建立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正当程序制度".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路径研究

政党制度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支柱之一。新型政党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极具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创造性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指向,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主要特征的动态发展过程。当前,处于新的历史方位,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复杂局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既要充分认识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内涵,又要积极探索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路径措施。     

律师视角下的《民事诉讼法》修改

面对过度司法解释导致民事诉讼法典几乎被虚置,以及民事诉讼中以"司法不作为"为表现形式的消极职权主义,以"能动司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行政化倾向,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通过程序制度的理性重构和创新,实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和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建议增加当事人资格异议制度、交叉诉讼制度、行为保全制度、委托调查制度、证人责任制度、诉前调解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修改完善审判委员会"个案决定制"、第三人诉讼制度、答辩制度、证据交换制度、法庭辩论制度等。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分析

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原有制度的替代过程,它是诱使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发生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在60年的变迁中,表现出制度变迁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趋势和特征,即从制度变迁的主体上看,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体的过程中伴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的方式上看,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线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过程;从制度变迁的绩效上看,高等教育制度安排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程度有所增强。     

浅析列宁对制度治党的探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建学说,其中不仅包含丰富的思想建党内容,也有一系列的制度治党举措。这对当前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列宁制度治党的举措主要包括: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制度治党奠定基础;设立监察委员会,为制度治党提供保障;确立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为制度治党提供有效途径。这些制度治党的举措对于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之治：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制度的有效性及其执行的高效性是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显著标志。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内在地通过良善的制度转化获得,并以制度优势外在表达出来。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相应的条件,制度结构体系方面既需要完善纵向制度结构体系,规避“木桶效应”,又需要健全横向制度结构体系,克服“拖累效应”;制度执行能力方面需要坚定制度自信、坚守制度立场、坚持制度督查,增强制度执行能力,提升治理效能;制度运行机制方面需要创新制度运行的动力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与评价机制,通过制度之治不断推动“中国之制”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效能。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综述

传统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关注点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优劣之争,而新兴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关注点则为中间汇率制度和两极汇率制度的优劣之争,由此派生出了各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从可维持性和危机预防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汇率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研究也从静态视角转向动态视角。     

制度哲学:着眼于实践的理论建构

制度哲学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层面,对“制度”本身进行哲学理性认识和反思。通过构建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对制度本质、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设计、制度演化、制度评价以及制度价值等问题做出哲学的解释。制度哲学着眼于为当代中国的制度创新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德国诱惑侦查制度评介及启示

诱惑侦查制度作为对付新型犯罪的有利武器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所确认,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其诱惑侦查制度有其自身的特色,其诱惑侦查的适用界限、法制控制、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等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诱惑侦查在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并没有相应制度上的规定。为解决这一实践和制度的脱节,通过对德国诱惑侦查制度中认可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审慎态度、法制控制、适用要求以及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的分析,可以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出可行的建议。     

新制度主义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探析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看法,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