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结构化:算法风险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算法风险触及、引发、衍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算法风险治理的伦理结构化进路,主要是指通过建构算法设计、开发和使用的伦理原则制度,确定相对稳定的伦理框架和逻辑体系,形成合理可靠的伦理关系结构,从而确保算法符合道德伦理要求。伦理结构化的表达与呈现方式对提升算法治理能力十分重要,是推进算法风险治理的重要范式,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全面实施和执行算法的道德规范,推动算法的伦理建设进程。算法风险伦理治理结构化的实施路径包括:建构算法风险伦理评估模型与审查体系;提升算法的伦理信任阈值与制定评估指标;设立算法风险伦理问责机制。     

推进科技伦理多元治理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简称《意见》),强调完善政府科技伦理管理体制,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发挥科技类社会团体的作用,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守科技伦理要求,建构政府、创新主体、科技类社会团体、科研人员四位一体的科技伦理治理框架。     

基因伦理挑战与伦理治理

面对基因技术的伦理挑战,需要展开伦理治理,推进伦理规范与制度安排的统一,把人文关怀整合到技术过程中,最终在全社会达成一致的道德共识。基因技术的应用在价值尺度上应是善的,是造福于人类的,不应去伤害人,不应侵犯人的权益,更不应践踏人的尊严。     

防止算法变“算计”,技术如何向善

近日,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此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并重申“平台不能想推什么就推什么”。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要推动算法推荐服务公正公平、规范透明,促进算法推荐服务向上向善。     

算法推荐技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对消费者的“算计”无处不在。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收集海量消费者数据建立消费者用户标签,进而向消费者输出信息服务。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会因数据被过度收集,导致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可能会因算法歧视导致公平交易权受损;也可能会因被滥用了用户标签,导致自主选择权受到侵扰;更可能会因算法的不透明,致使知情权遭受损害。为应对算法对消费者权益带来的冲击,域外采取了诸如数据赋权、建立算法影响评估报告等措施进行规制。与之对应的,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为规范基础,通过落实消费者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建立算法协同治理路径、设置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构建算法评估制度等措施,规范算法推荐技术,维护网络信息服务生态。     

智能时代人脸识别技术伦理风险治理

人脸识别技术是智能时代发展的标志性技术之一,它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对人的面部特征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当智能社会普遍采用机器“刷脸”的方式来证明个体身份时,会带来各种风险,包括技术自身的风险与技术滥用的社会风险。从治理的视角看,建构一个包括伦理原则和技术监控机制的治理框架,能及时减少甚至化解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的危害,体现技术“善用”的人文向度。     

社会治理的伦理分析

社会治理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特质,还具有价值理性的特质。社会治理自身凸显合作共治的价值诉求,又彰显着公共服务至上的伦理精神,更蕴含着社会治理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一种和谐伦理关系,因而社会治理具有最为核心和本质的伦理意蕴。     

关于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伦理思考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公共安全事件呈现高发态势,社会风险不断加剧.如何在突出、尖锐和复杂的公共安全危机中寻求安全稳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文认真地对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危机治理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梳理,提出较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利于人们对公共安全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从而建立新的公共安全观,提高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他在的公共性：智能技术公共治理的伦理框架

智能技术对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嵌入,成功将技术创新的公共性隐匿于智能技术的不确定性之后。智能技术对“私”的觊觎,在瓦解了现存公共秩序的同时,规定了智能技术伦理治理的合法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赋能,将技术创新的伦理治理扩展至全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的全球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就是要以科学共同体的敬畏之心为起点,重构后工业社会的理性精神,用包容填平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数字沟壑,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人的解放。     

主体性视角下社区治理信息化的伦理建构

当前信息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传统社区治理主体间的联结方式,呼唤一种主体性认同之上的关系融合社区共同体。与信息技术范式革新相对应的是,主体性的最终确认是依据群体组织与活动方式的选择,实现共同主体性。主体性的伦理意蕴是强调以"人"为核心,实现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的公共性。信息技术嵌入社区治理背景下,当前社区形成了"党委政府为主导、社区自治为主体、社区居民为主人"的治理主体行动者配置,进而内生出政府层面的自律与自觉、社区层面的自治与自信、居民层面的自律与自强新伦理要义。鉴于此,主体性视角下社区治理信息化的伦理旨归应遵循"公共性"的基本思路,即重塑"人人有责"的共同价值伦理认同,优化"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伦理规则,建设"人人享有"的利益共享伦理秩序,以期建构一个社会治理"人人"共同体。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逐渐成为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     

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工作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必须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意见》明确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要求,提出了科技活动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公共行政美德伦理与治理有效性的思考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美德伦理以公共行政人员的性格特质为讨论和论证焦点,透过理论研讨、案例分析、历史回顾、框架搭建等多种路径,论证美德之于公共行政的特殊重要性,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结合我国悠久而深厚的德性伦理传统,实现儒家美德伦理与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美德伦理具体内涵的对接,尤其是强调"正义"之德作为公共治理有效性的根基,并重申结合美德促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行使,将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丰厚的美德和人格支撑,并对我国治理理念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治理伦理的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

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主体,治理的成功与否与其伦理取向密切相关。政府治理伦理作为能够表现人类对未来或应有世界价值追求的综合性标准和尺度,能够有效推动政治伦理、行政伦理、技术伦理等在深层次的贯通融合,并通过对党的执政伦理的即时转化、国家治理文化的核心凝练和制度建构与演进的现实推动,逐渐成为推动新时代治理变革创新的内在依据。因此,以现实主义的平实视角剖析政府治理伦理的内涵、逻辑定位和时代价值,能够更加清晰地辨识和阐释我国政府治理伦理的独特性和先进性,并通过现代治理制度和机制等落实于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实践的伦理追问是指导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他者所指为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据此有两个面向:一是需要考虑他者的需求,从伦理角度考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省思复杂社会治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蕴;二是确证社会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的他者地位,承认他者的存在,与他者合作共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为他者负责。社会治理他者伦理的基础在于社会诚信,实现目标是社会公正,具体涉及社会治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商谈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发展伦理。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提供一种学科交叉的视角,实践层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支撑。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是高考制度改革，还是教育伦理倒退？——评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

2009年11月8日,北京大学公布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自主招生方案。这是一次高考制度改革,还是又一次“折腾”和花样翻新？对此,新浪网发起网上投票,两天内吸引了13000多名网友参加。结果显示,认为“实名推荐制对多数人不公平”的网友占到69．9％;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维度

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意涵在历史和实践的双重促动中发展,表征为政府治理主客体的协同性、内容的时代性、过程的渐进性、实践的人民性。集体主义的道德恪守、法治与共治的道德样式、人的现代化的道德理想汇聚的道德意识单元为内核结构要素,有力地发挥着道德净化、道德阐释、道德定向的功能,同构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道德图式的有机整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道德实践,指涉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与政治民主最大程度的实现。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定盘之星、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至善之境、数字赋能政府治理凸显效率之美共同组成政府治理现代化所恪守的伦理原则。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所形成的道德图式将是中国式现代化伦理维度的生动展现。     

关于科技伦理治理差异化原则的思考

在回顾已有科技伦理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笔者探索地提出了科技伦理治理原则设立的依据。科技形态是设立科技伦理治理原则的依据,并就此提出了不同科技形态的伦理治理的差异化原则。具体而言,可分为三种:古代科技形态的治理原则是挖掘整理、规范提高;现代一般性科技伦理的治理原则是审查在先、评估纠正;风险极高型科技伦理的治理原则是严格资质、设立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