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走向“结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趋势

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从“结构”到“解构”再到“结构”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是一个在周而复始的阶段性结构变迁中不断实现体制性超越的过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两次历史性变迁恰恰反映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应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趋势做出新的概括。     

南宋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实态与社会关系研究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伴随政权始终,使得南宋政权不得不日益将地方财务聚集中央,导致地方官府行政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百姓赋税重于前代。唐宋以来崛起的财富力量“富民”阶层,历经北宋,到南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社会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使南宋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富民”阶层在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中不断加深着与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协调稳定,为维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富民”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引领者,而且促成了吏强官弱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教化的主要力量,使南宋社会呈现出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形成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雏形。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三严三实”:党员领导干部为官、做人、做事的基本遵循

当前,在全国开展"三严三实"专项教育之际,党员领导干部深入系统地学习"三严三实",要从修身律己、谋事创业、用权做人三个维度,端正思想、勤于自省、有过必改,敢于担当、为民务实、勇于创新,严字当头、实事求是、公私分明九个方面来要求自己,真正把"三严三实"作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为官、做人、做事的基本遵循。     

构建“环荆州体育圈”的基本条件、战略发展和可行性研究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体育事业需要新的发展思路,“环荆州体育圈”的概念的出现就是迎合这一时代主题,即集中体现现代旅游和体育观念,充分整合体育、旅游的产业优势,联结相关上下游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兴的体育旅游新概念。     

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的成功探索——山东开展“民企帮村”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艰巨、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积极参与。山东省工商联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民企帮村”活动，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的操作性实践。该实践活动，对推进农村建设、促进阶层关系和谐、推动工商联工作创新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因政”与“因俗”:“一国两制”的类型学分析

广义上理解,中国历史上有过丰富多样的“一国两制”实践形式,港澳模式并非“一国两制”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所面临的核心差异分为“因政”和“因俗”两大类。其中“因政”类解决的是政权差异问题,可细分为别治、并治、参治三种形态;“因俗”类解决的是社会差异问题,可细分为自治、分治两种形态。分类梳理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实践形式,可以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前现代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统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辩证看待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微时代”谣言传播:特质、危害与治理

我国的信息传播已进入微时代。在海量信息传输中,谣言信息与其他信息在微传播介质中夹杂,呈现传播主体平民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模式多极化、传播时空即时化等新特点,网络谣言泛滥损害了公共权威、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社会风险,可通过拓宽证伪路径、建立谣言诊所、增强可信程度、强化集体能力、进行民主操练等形式进行治理。     

“政、纪驱动”的新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基于J省S市F县G镇“农村人居环境检查督导”案例的观察与分析

步入新时代,压力型体制这一分析概念在乡镇治理场域出现解释乏力的现象,这是由于其作用的时空要求、治理结构、功能定位和技术路径发生了转变。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以党政治理结构为运作核心,以政治任务为主要目标、以党规党纪为约束、以技术治理为助力驱动的一种泛科层化的“新”压力型体制逐渐成形。通过对J省S市F县G镇“农村人居环境检查督导”案例的观察与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新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     

“政策试验”解析:基本类型、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政策试验,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其基本类型包括立法试验、试验区与试点。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选择了一种要素整合模式,而政策试验就是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试验的领域和类型分别取决于体制的兼容能力和整合能力。在未来的改革时期,政策试验应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基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将会对充实政策过程理论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继承与发展:从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理论体系上的一脉相承,而且还表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信息流行病”的产生、传播与治理

"信息流行病"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经常暴发并能快速扩散的常见"信息疾病"。"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机理是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叠加作用,其传播机制表现为媒介构筑的拟态环境中虚拟网络社交关系的连接。治理"信息流行病"需要确保信息公开透明,阻断传染源;同时加强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的分工协作,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变异;重视公众媒体素养提升,提高抵制谣言、情绪传播的免疫能力。     

宪法作为方法: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的特别行政区与“一国两制”

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要求超越以基本法为中心的解释框架,以宪法为方法,实现对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一国两制”方针的宪法纳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纳入,既体现为宪法序言在历史事实层面将香港重新纳入中国主权范围,也体现为宪法条文在制度规定层面将特别行政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基于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规范性纳入,将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内重新定位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从宪法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二元行政区划出发,第31条规定的涵盖范围不仅限于香港和澳门,而是为更为一般性的“特区制度”提供了规范基础,相比基于基本法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有更为广泛的规范内涵。国家治理体系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不同于两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一国两制”,是一种超越具体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方法。     

权力与制度的权衡:蒋介石与1960年“总统”连任问题

面对1960年的"宪政危机",蒋介石在"总统"第三个任期问题上,态度发生四次转变,即从以总裁、"革命领袖"到"三军统帅",再到"三个顾虑"下的"三连任"的方式主政台湾,甚至一度试图冻结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在台恢复军法之治,以实现"万年总统"的极权局面。在蒋的设计中,"总统"之名可以不要,但需有"总统"之实。蒋在所谓是否连任上踌躇,只是考虑形式上如何操作便利、更"合法"而已。蒋的极权设想因"于法不合",遭到国民党反对而流产,最终,"总统"仍被安置在宪制性规定框架下,表面上维护了"宪政"的可持续性,同时也为蒋的威权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全球结构重建与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多年增长乏力,目前仍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此次危机之所以波及范围巨大且旷日持久,主要原因在于其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危机,而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世界经济传统的"中心—外围"分工与增长结构固有的内在矛盾是本次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深层原因。世界经济欲彻底走出金融危机阴影、重新回到稳定增长轨道,必须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结构。"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也是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新引擎。     

青年“自找苦吃”的价值内涵、历史脉络与现实观照

“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中面向广大青年提出的重要价值遵循。理解青年“自找苦吃”的深刻内涵,需要理解其中内蕴的“愿意吃苦”的基本态度和“主动吃苦”的自觉能动性,明确“自找苦吃”的奋斗方向和最终目的。从青年成长成才的价值看,青年“自找苦吃”是磨炼意志品质和增长本领才干的必然路径,是站稳人民立场和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路径,是坚定理想信仰和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路径。一百年来,中国青年与党同心、跟党奋斗,把“自找苦吃”的主动精神与实际行动书写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新时代新征程,广大青年要继续弘扬“自找苦吃”的精气神,把新时代“三个务必”的要求自觉融入“自找苦吃”的行动实践中,让“自找苦吃”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磅礴的青春力量。     

“后2020”时代我国农村返贫的生成机理、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

“后2020”时代农村返贫现象的产生是脆弱群体的“生活水平”在时间、空间、制度等多重维度约束下,由脱贫重返贫困或是边缘群体渐进式陷入贫困的连续动态演变过程。农村返贫治理将面临矢量转向、维度转向和效度转向等策略转向。针对“微量化”返贫现象持续存在、返贫群体识别、贫困主体能动性有效激发、返贫治理体系重构等现实困境,农村返贫治理需要从完善贫困群体利益保障体系、构建防止返贫预警系统与识别机制、建立可持续性脱贫内在机制、探索转型期贫困治理体系创新等方面进行路径优化。     

结构性嵌入与过程性吸纳：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可持续性机制——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其可持续性机制尚未得以有效揭示。以浙江省“千万工程”二十多年实践为例,对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结构性与过程性要素及其蕴含的逻辑链条进行考察发现：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可持续创新和不断制度化的要义在于国家政权通过组织嵌入、项目嵌入与精英嵌入实现自上而下的结构嵌入,乡土社会则经由自下而上的过程吸纳达到美丽宜居、共同富裕、城乡融合的累积性功效。面向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把握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体系化脉络,构建国家组织与社会多重互动的可持续性机制。     

“互联网+”时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困境与优化策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政治传播已成为新媒体立体化发展下的主流传播方式。信息来源多样化、信息传输快捷化、信息影响复杂化、信息处理智能化对政治传播的内容、管理、控制以及构建方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新形势下,利用网络传播政治信息,处理好政府与民众关系,还需要遵循阶级性与人民性、主导性与多样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网络政治传播理论创新、加强网络政治传播平台建设、构建网络政治传播话语体系、加强党对网络政治传播的领导,着力探索新形势下政治传播优化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