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

“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找到了一个更具有整合能力的阐释平台。本文着重梳理了如下三方面的问题：“现代性”提出的语境；“现代性”的界定；“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以期在总结的基础上对“现代性”进行某种反思和展望。     

“时代科学”作为新文科命题

<正>“新文科”话题溯源提到“新文科”概念的背景,人们一般会联想到美国希拉姆（Hiram）学院在2017年前后将新技术与传统文科结合起来的人文实践和教育实践。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史蒂芬·怀特和詹姆斯·考尔纳就通过思朗（Sloan）基金会提出了后来被汉译成“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的教学理念。(1)显然,这是指与文字语言相关的教学学科理念,     

新文科视野下当代哲学研究的三维空间变革

<正>对于空间经验的重新诠释构成了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当代,作为哲学话题的空间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可量化的客观空间,而是基于身体经验和存在经验的空间,是大地之上的空间,是生活世界,是意义构建的要素。如此描述的空间经验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和政治意义。空间不是抽象的属性,而是大地之上的具体空间,事物的空间置身性是其存在的本质属性之一,     

“新文科”背景下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研究

<正>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当前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面临着增强学术研究规范性、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形成科学的理论研究范式的任务。“新文科”建设在文科价值追求、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话语表达等方面的建设理念对于深化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全球化视野中的“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从纵向、历史的角度,体现了我们党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站在新世纪的时代高度,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对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使命作出的战略性思考。     

新文科与当代中国文论的“破”与“立”

<正>“新文科”讨论的兴起,既依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学科发展范式反思的内在逻辑,也深受新时代社会变革所提出的人才、思想、文化等需求的外部驱动。2020年初,笔者曾在《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一文中对此做了初步探讨,认为“求新图变”正是“新文科”提出与推进的基本方略,而这一方略的形成,     

清儒视野中的“假道学”

清代对假道学的批判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从社会的角度 ,对社会上借道学欺世盗名的伪君子进行批判 ;二是从学术的角度 ,站在儒家道统意识的立场上 ,对道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三是从政治的角度 ,对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提出批评。这些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儒者批判理学的深度。     

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的并存和差别而产生的政治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同时由于特殊的国情和现代化进程,使这一问题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在现阶段,“三农问题”之首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之首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权益问题。应该摒弃放任主义和民粹主义立场,以现代化为取向,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的总体框架下解决“三农问题”。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城乡统筹、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民主合作。     

走出“双城记”——“地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地方路径”说的提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空间的思维突破和形式超越。走出过往文学史书写以京、沪为中心的“双城记”,发现更为多元、广阔的“地方”,打破以往线性叙事模式的单调与偏见,融入多元空间的要素与视域,将有助于重新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问题。澳门文学新旧文学并行共存、不分轩轾的现象,已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华文世界的城市文学的特色和传统。从“地方路径”的角度观察,澳门文学不仅能汇入文学史的大传统,且其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传统,充满着自身的独特性与本土性。     

新文科新在何处

<正>近年来,关于新文科的话题炒得火热。但目前大家谈论新文科,主要围绕新技术导致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的更新等展开。如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各种以"智能"冠名的学科("智能法学""智能教育学""智能伦理学"等)大数据给我们的文献检索方法带来单位变革,以及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等。以上可总结为"四新":开拓新领域、开设新专业、建立新学科、培养新人才。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新文学革命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反思精神、自由博爱等建构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启蒙现代性"人的觉醒"倡导"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反思中国文化群体、民族国家、个体等的价值关系,可以说"现代性"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     

马克思价值论视野中的“自然观”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多层次的,从价值论角度马克思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存在着对立和分裂,其中人在这种价值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价值论维度的自然观本质上是一种"生态自然观",遵循两个尺度统一的原则,人类才能承担起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担.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外遇”现象

何谓外遇 ?本文沿用台湾李昂的定义 ,即外遇是指婚姻关系之外的异性间关系 ,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 :(１)双方含有一定的感情成分 ;(２)已经发生性关系或至少拥抱、亲吻等亲密行为 ;(３)是一种持久的关系。外遇是相对婚姻而存在的。婚姻是一种契约行为 ,只有已签约的人有违婚姻才构成外遇。怎样看待外遇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 ,一夫一妻制并非是一种最合人的天性的婚姻制度 ,外遇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 ,外遇即使算罪 ,也是一种可以宽恕的罪。也有人认为 ,男人 (丈夫 )不忠实于女人 (妻子 ) ,性欲对象具有发散性和不稳定性 ,虽然有社…     

“新刑诉法”视野下侦查观的重塑

"新刑诉法"中诸多涉及侦查行为的规则变化,迫切需要确立新的侦查观。新的侦查观的规范基础包括:侦查任务的增加,影响侦查行为的主体职能(作用)和范围扩大,以及侦查活动变化与延伸。其中,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任务,要求侦查人员充分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原因以及路径。检察院、法院、辩护人、利害关系人等诉讼参与人,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明显挑战与突破了传统侦查观,而身处侦查行为空间领域变化与延伸的侦查人员,则更能直接体验到新侦查观的现实意义。     

“新社会运动”视野下的青年集体行动

从"集体行为"到"社会运动"之间,有一种过渡性的社会抗争行式,那就是"新社会运动",其运动议题广泛、多元;组织方式非正式、松散灵活;高度依赖现代大众媒介;往往以价值观和问题为基础进行广泛动员。在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中,青年常常是运动的发起人、推动者和参与主力。在我国,"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仍是寻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解决具体问题。为此,应正确评估"新社会运动"对我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积极拓展青年诉求表达的合理渠道,提升制度的容纳能力,引导当代青年的社会参与,实施积极的青年政策,解决青年现实问题,正确化解矛盾和减少社会风险。     

民俗学研究视野与现代文学国民性主题的发生

民俗学研究是五四文学探求“国民性”改造的重要部分，五四时期，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民俗学研究首先以学术的视角拓展了国民性研究的视野，使“国民性”反思突破了五四初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层面而进一步延伸到民俗文化的深层，也使“国民性”改造的启蒙思考真正贴近了乡土国民的精神世界。正是民俗学视野的介入，也使得现代文学在开创之初就以乡土为文化指向而获得了启蒙与审美的双重深化，使民俗社会中符合自然人性的本真状态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国民性”改造也因此获得了可汲取的本土文化资源。     

“意识”视野中的当今文学创作感知

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创作主体在审美领域的一种心理意识的产物。运用＂意识＂这一心理学的理论视野,从创作主体的心理层面上,去透析创作感知的特质及其形成的心理根源,可更为清晰地审视时下颇有争议的当今文学。在传统文化失落,而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今社会里,当今文学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鲜明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和社会文化的色彩。这些心理意识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创作感知,在不同的意识层次上形成不同的创作感知特质,从浅入深分别有：角色层感知、自我层感知、存在层感知、心灵层感知,呈现出当今文学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后现代多元化的创作态势。善于运用＂静修＂这一心理策略,能拓展和提升自我意识水平,从而提高文学的创作感知力,提升文学的创作品位,让当今文学获得健康和谐的发展。     

实践关系视野中的“他者”

“他者”意识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发展的始终，基于实践关系可以消解“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当代西方哲学所推崇的“他者”，要么诉诸上帝来解释，要么仍局限于二元对立。离开了实践中的社会关系，“我”就只能是纯自然物，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实践，“我”才能借用“他者”的力量显示“我”的存在。“我”在实践中与“他者”相遇，被实践关系所规定，只有与“他者”达成共识，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全球视野中的“国企并购重组”

中国企业进行重组并购要有全球的视野，要看别人在做什么，怎样做，善于学习。只有国企、民企、外企共同努力，才能将中国产业和经济重组到符合全球发展的水平，中国大型国企的重组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亚文化”视野中的青年流行文化

青年以多样的方式在表达其群体对成人世界的反叛,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其文化的多层次性、时代性、创新性、独特性、偏离性和不成熟性。从亚文化的角度看,青年流行文化很多时候都表现其正功能的方面,比如对青年的引导、规范和调适;但是,不能因为此而忽视了它的反功能,比如青年犯罪、吸毒等。对青年流行文化应以引导为主,让其更好、更充分的发挥出青年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