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时代的算法行政：形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理路

在数字政府时代,算法与公共行政的深度融合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与发展,有必要对算法行政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等展开研究。在形成逻辑上,基于“技术-行政”互融的理论模型,算法以社会计算的方式赋能行政模式转型,在提升绩效价值的同时,亦产生程序价值贬损的负效应,并带来权威转移、依据变化以及过程改变等实质影响。有鉴于此,需要划分不同类型算法行政的人机关系,形成“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督。同时,立足于治理意蕴以确立“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的双层结构。为进一步促进算法行政的法治化实践,则需要剖析其运转要素和运行机制,并从代码透明、正当控制、程序正义、平台组织、数据治理、数字化行政行为等方面来构建算法行政的法治秩序。     

算法时代的新闻传播:应用、问题与对策

随着数字新闻的算法转向,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精准化推送成为新闻分发的主流形式。算法推送新闻提高了传播效率,提升了用户服务体验,也在新闻分发渠道建构了新的权力秩序。在这种新的权力格局下,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把关人缺失等负外部性问题被放大,并衍变为严重的公共问题。对此,我们应综合运用技术、法律、伦理等举措进行应对。     

立法性算法及其法律规制

在算法时代,法律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新的公共治理和控制系统将从数据收集、传输和分析中产生,基于大数据驱动机器学习的算法治理模式符合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做出决策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受制于数据输入的主观性和偏见性以及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算法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降低社会监管成本的同时,也会对传统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公共性和民主性造成冲击。对此,需要明确立法性算法的合法性地位,强化对立法性算法的审查和风险评估,以及保障公众对算法程序的参与和监督权,在算法程序正式被应用到公共领域之前,行政人员还必须对算法程序应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管,通过建立有效的可预测性和可解释性度量标准,使算法程序的设计和应用有章可循,并建立相应的算法问责制度和程序,以确保立法性算法的发展符合法定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基本要求。     

平台权力的扩张与规制

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平台权力是指伴随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超级平台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而出现的,由少数超级平台企业所掌握的影响和支配平台空间内的经营者、消费者等平台主体行为的能力。依据平台权力的运行过程,可以将平台权力分为平台准立法权、平台准行政权和平台准司法权三种主要类型。伴随平台权力的不断扩张,超级平台企业所拥有的平台权力在塑造平台空间治理秩序和改善平台治理绩效的同时,也对国家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公权力构成了一定威胁,进而对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秩序和由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一定的冲击,对平台权力进行规制的重要性正日渐提升。平台权力的规制,需要从明确划定平台权力的边界、不断强化对平台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管、规范平台数据的使用和算法的运行、依法依规保护平台用户数据安全以及严厉打击平台企业滥用垄断和优势地位的行为等方面着手。     

“聪明技术”如何“更聪明”——算法推荐的伦理与治理

作为一种运用人工智能让计算机“教会”自己不断进阶并寻找新数据以做出判断的“聪明技术”,算法推荐技术内蕴着摆脱人类控制的倾向和“从人指向物”的特定关系模式,具有高度伦理敏感性,并带来认知性与规范性两个方面的伦理风险。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展开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有三方面要求:一是以伦理先行的自觉,明确算法推荐的伦理规制原则,发挥伦理原则的路标作用;二是确立分布式道德责任,重塑算法推荐的责任主体,促进算法的负责任创新;三是优化算法推荐的伦理治理结构,展开敏捷治理,实现技术向善与技术赋能的契合。     

算法推荐技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对消费者的“算计”无处不在。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收集海量消费者数据建立消费者用户标签,进而向消费者输出信息服务。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会因数据被过度收集,导致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可能会因算法歧视导致公平交易权受损;也可能会因被滥用了用户标签,导致自主选择权受到侵扰;更可能会因算法的不透明,致使知情权遭受损害。为应对算法对消费者权益带来的冲击,域外采取了诸如数据赋权、建立算法影响评估报告等措施进行规制。与之对应的,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为规范基础,通过落实消费者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建立算法协同治理路径、设置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构建算法评估制度等措施,规范算法推荐技术,维护网络信息服务生态。     

建设浅层法治:从政府与公民两个主体看中国法治建设的途径

本文认为,我国要成功建设法治秩序,首先必须建立浅层法治秩序。这需要政府与公民两个主体同时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必须依法而治,其次必须制定行政法与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庭,同时加强社会化过程,以增进公民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认同与支持度;对于公民而言,必须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以与市民社会中的其他团体和公民形成共识与一致行动,使政府及官员自觉接受法律约束,同时公民又放弃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才是中国得以建设法治秩序的可行途径。     

古希腊公民社会与公民精神

“公民”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古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完全由公民组成的主权的公民国家社会。“公民社会”的特点是全体公民自治,“人人统治大家,大家统治人人”,充满民主与自由。公民社会也培育和蕴含了一种公民精神,全体公民都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也享受着公平的社会生活。古希腊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主要体现在:维护公共政治的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精神;公民本位的自身价值精神;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     

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内在逻辑及裂隙整合

以技术为中心的算法治理和以人为中心的生命治理发展并完善了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贡献和挑战。本研究从“技术-科学”“结构-过程”“生命-价值”三个维度六个属性分析了算法治理的逻辑,从抽象价值、整体统计和个体关照三个维度六个层面探究了算法加持的生命治理逻辑,以及二者之间的裂隙与整合;同时,认为要防止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整体异化,即算法逻辑、管理逻辑和价值逻辑整合的“技术嵌入-系统扩散-裂隙生成”异化过程出现。为完善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提出要在价值性构建、制度建设和完善、算法效率与安全平衡、治理环境生态系统方面实现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创新性整合。     

民主法治进行时——福建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综述之二

扩大人民民主、树立法治理念、保障公民更切实的民主政治权益、健全权力运行机制……这一系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键词，时不时跳跃于代表审议现场。代表们冀望：伴随“海西”先行曲的动感节奏，我省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民主的分层定位

徐勇2009年12月15日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民主挫折与民主的分层定位》认为，民主不过是政治统治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就如市场是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一样一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政治统治权为全体公民所有，即政治统治资源为全体民众所有，它属于政治权力的所有权问题。用西方话语说是“人民主权”，用中国话语说是“人民主人”，用宪法语言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公共权力与道德管制之间的冲突与选择——论我国现代社会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度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特别在处罚行政相对人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不名誉违法行为时通知被处罚者的家属，是典型的以行政公共权力进行“道德管制”的表现。现代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依据是国家法理型的统治，这使“道德管制”失去存在的空间。公共权力在宪政的框架内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其责任的限度，而非相反。     

“权力腐败型群体”的变态权力心理探析

“权力腐败型群体”的变态权力心理探析陈伟东从政治心理学考察，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经过重新的调整和组合，已分化出丰富多彩、充满合力的良性利益群体。同时，一些反社会利益群体也在滋长，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权力腐败型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个群体并没有组织性联系，...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性别歧视的类型界分与公平治理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化正在急速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尽管算法使生活便捷高效,但算法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权力,给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带来广泛而系统的性别歧视风险。算法决策下的性别歧视包括镜像同构、耦合互动、关联交叉三种类型,相较于传统歧视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系统性和反复性特征,造成了放大性别歧视和结构性锁定女性不利地位的后果。算法性别歧视风险存在于算法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技术性偏见和社会性偏见的耦合交织,反歧视规范体系的应对失效以及软法体系缺位形成的“治理真空”使得歧视风险向实害结果转化。治理算法性别歧视,应以算法公平理念为指引、以算法生命周期为节点有效开展歧视风险管理,结构性扩容反歧视规范体系并培育公平向善的算法运行生态。     

简论治安权力

治安权力是治安主体通过其占有的社会资源,运用各种手段,对危害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预防、控制、处置,以维护和重塑治安秩序的一种能力。治安权力是国家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基础和保障。依据行使主体的不同,治安权力分为国家治安权力和社会治安权力,两者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有各自的范围和边界。治安权力的合理运用的本质是对治安权力的保障和规范。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

对算法“技术赋能”与“技术负外部性”的不同关注使学术研究产生了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不同路径,却因此忽视了二者的有机联系。本文通过引入公共价值理论,构建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其中,算法治理创造绩效价值,算法规制创造程序价值。在二者关系上,算法治理催生算法规制,算法规制规范算法治理,二者的整合有助于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促进“善治”的实现。从公共价值视角厘清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逻辑关系以后,政府可以积极利用算法治理创造绩效价值,构建“算法问责制”创造程序价值,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标准推进算法应用,并倡导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价值创造。     

资本逻辑与社会秩序异化

社会秩序分为事实秩序和价值秩序。当代社会秩序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作为“事实秩序”遮蔽了“价值秩序”,因而发生了社会秩序的异化。所谓“秩序异化”是指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所形成的“事实秩序”对“价值秩序”的遮蔽。进一步,为与秩序相区别,异化的秩序被称为“束框”。     

构建现代型政治秩序推动中国政治发展

政治秩序是实现政治发展的有力支撑。民主政治发展背景下所要求的现代型政治秩序体现在形成更加合理的权力结构、确立民主型政治权威、推进政治有效发展等三个方面。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通过以下路径采构建现代型政治秩序：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创新政治秩序的运转机制：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实现政治体系全面有效运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效运转。     

论警察权力的限制与规范

警察具有国家统治工具和社会服务的双重角色和职能,由于保障国家统治和社会安全的需要,公安机关拥有一系列直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单纯地限制这种权力往往会极大地削弱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甚至连警察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保障。规范警察权力才是出路。对公民来说,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对警察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禁止的。     

论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卸责”

算法决策在电子政务中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是自动化行政决策出现巨大的责任漏洞,从而引发决策者的“算法卸责”。“算法卸责”的主要策略有代理策略,即“寻找替罪羊”,以及政策策略,即“避免行使裁量权”等。算法决策与问责制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可能造成问责制功能的失调,具体包括难以保证决策透明度、提升绩效的阻力较大、回应沟通机制的匮乏等。鉴于此,有必要分析不同类型的算法决策系统,寻求维系问责制的有效途径。在决策替代系统中,一方面厘清公共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在决策闭环过程中加入必要的人为干预。在决策支持系统中,除了需要考虑“人机交互”决策中的责任界定,还应当揭开“算法面纱”,引入“穿透式”问责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