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中的“利益组织化”——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法团主义是一股兴起于欧洲大陆并在那里形成制度现实的思潮,它是一套针对多元主义理论"缺陷"、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法团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的转型过程,拓展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分析路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分析法团主义在欧洲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环境,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适用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批评。这些论辩促使学界更为理性地去认识和诠释法团主义理论,这对充实"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无裨益。     

苏南模式与法团主义的中国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视,法团主义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常规互动模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能主义传统的国家,社团组织的发展更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特色.本文以苏南模式为例,运用法团主义来具体说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重建整体性的组织逻辑—新形势下共青团团属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团属社会组织作为共青团的"工作手臂延伸",是共青团工作由组织化走向社会化的重要过渡,承担着以社会化方式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的重要功能。但是,团属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却面临着资源不足、动力不足、社会吸引力不足的工作困境。我们认为,团属社会组织面临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整体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共青团的过渡依赖。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共青团机关和团属社会组织在组织形态、工作理念、工作方式上实现整体性转型,形成枢纽型组织形态和飞碟型关系。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复合型团青关系:新时期团青关系的实现形态——兼论共青团枢纽型组织形态建构的内在机理

与青年建立密切关系是共青团的基础性政治任务。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导致青年生存状态和行动逻辑的多元化,从而要求团青关系在具体模式上应该从单一形态向复合形态转变。复合型团青关系要求共青团能够适应对不同类型青年整合的差异性和主导性的需求,这就要求共青团必须构建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     

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

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制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致力于调动资源和信息,培养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促使其在社会中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盟的民间组织。从资金、目标、领导、行动策略角度出发,中国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具有依赖关系。这是通过权威、私人交情、领袖魅力等非正式关系实现的非制度性依赖。在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转移背景下,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隐藏在制度性的自主性下。     

“枢纽型”社会组织：背景、概念与意义

为促进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北京市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加快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步伐,构建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本文对“枢纽型”社会组织进行了理论阐释,分析了“枢纽型”社会组织产生的实践背景,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重大意义。     

依附、分立、嵌入:中国发展社会组织的三种逻辑

学术界关于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多元主义、国家主义、法团主义三种模式.从中国实践来看,计划经济时期是国家吞噬社会,属于国家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加强社会建设以来,社会组织获得快速发展,正处在走向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的关键时刻.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合作治理的世界潮流,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要在分立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走一条混合型法团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     

美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演进

美国在建国之前就有很强的自治传统,建国之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经历了压制关系、扶持关系和伙伴关系三个不同阶段。回顾这一关系演进的历史可以发现,自治精神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政策取向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外在因素,扶持政策可以在短时间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但伙伴关系的形成还有赖于政府从扶持政策转向引导政策。     

关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的思考

北京市2008年首次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改革思路,三年多来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为骨干,逐步构建了市、区、街三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体系。新的形势下,需要从顶层设计和重构体系的高度,正确认识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及其意义。对此新生事物,在探索的道路上应该从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外部治理等角度进行不断地完善和提升。     

财政联邦主义视角下的政府间关系

财政联邦主义是西方学者借鉴政治学中的联邦制概念而创立的一个经济学概念,用于分析财政分权理论。本文从政府间关系角度出发,分析财政联邦主义产生的理论缘起,结合西方学术界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不同模式,揭示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以此为依据,分析财政联邦主义视角下的政府间关系构建,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关系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本文从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出发,分析指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的几点思考: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两型社会”背景下地方政府组织规模优化研究——以“长株潭”为例

从建设"两型社会"的背景来考察,"长株潭"政府组织规模还没有达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理想程度。传统的区划经济观念、过高的公务员福利、尚未转变到位的政府职能、稍显滞后的区域合作、非合理性的权力增长以及强大的湖湘文化等都是影响"长株潭"地方政府规模的重要因素。要构建适度的政府组织规模,地方政府要坚持以发展区域经济为着力点,通过强化服务理念,合理定位政府角色,科学调整人员结构,严格规范公共权力,并通过构建电子政府、复合行政、生态政府等方式,不断探索政府组织规模优化的新路子。     

社会组织“嵌入式”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社会组织因与既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不同关联产生依附式、合作式和竞争式等三种嵌入关系,通过信任机制、行动机制和能力机制等服务策略的施行,产生了提升政治认可、激发社区活力和再造社会资本等多种嵌入效应。以国家法团主义和公民性为视角比较不同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间的嵌入差异,能更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本土实践价值。W市T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案例,是基于嵌入式治理的解释框架实现的。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开始需要更加有效和更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了适应这一发展需要,我国的政府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过去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由更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而本文的研究就是针对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对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的内涵进行了梳理之后,从短期合作和长期互动两个角度对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我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组织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志愿失灵”与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

一社会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但在现实的志愿实践中,支撑开展公益活动的志愿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念,往往会出现不足或逐渐流失,从而无法单靠社会组织自身的力量来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美国学者萨拉蒙教授将这种局限性称为＂志愿失灵＂,即：慈善不足,无法形成充足的、可靠的资源;慈善的特殊主义,过度集中关注特殊亚群体,忽视其他群体;慈善的家长式作风;慈善的业余主义,用业余的方法来处理社会问题.     

政府应为社会组织发展“松绑”

随着社会组织登记限制的进一步放宽,笔者认为,在社会组织发展问题上应该遵循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按照社会需求、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发展社会组织,依据行业需求,引导社会组织建立相应的行业规范,倡导行业自律,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一直以来,行业协会的成立都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和制约,在运作过程中甚至会因为某些业务开展需要主管部门放权而受到限制。在广东创造性地取消业务主管单位之后,设立社会组织不再需要经过很多部门的批准,也不再出现背着几十个公章旅行的现象。登记更为便捷了．但是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需要政府和社会重视的地方仍然很多。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这一空间维度审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及其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中央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背后,存在一轮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这些地方实践各有特色,并经过相互竞争和学习,在管理目的、理念、主体等方面形成一些共同取向。对创新的动力进行分析发现,各地的创新探索既非社会需求自下而上的压力驱动,亦非源自中央自上而下的指示和动员,而是地方党政领导思想解放、主动创新的结果。本文认为地方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央层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具体而言有三种机制,即改革预期包围、改革意志传递和改革备选政策供给。     

“治理”理念下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取得了较快发展,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彰显出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它的意义和创新点在于把原来政府对社会单向管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发展为政府管理同社会自治有机地结合。     

登记管理制度与社会组织的政府监管

文章立足于登记管理新政策背景,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政府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政府监管理念以及社会力量四个方面,进而提出了应对新政策下社会组织政府监管遇到挑战的对策建议,即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政府职能转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能力建设和增强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