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意义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对于当今的法治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新确认,是其新近形成的法治改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什么是重大改革?二是于法有据之法究竟是指什么?前者是政治学的问题,而后者是作为法学问题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作为改革依据之法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不能把"于法有据"之法简单地认定为现行的法律条款,而应该运用法律思维或法律方法进行符合法治方式的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法治中国建设沿着法治方式向前迈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律方法论的积极作用。     

法律论证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和哲学思考

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和非单调性决定了单调的演绎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不适用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其知识论基础的演变和发展有关。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法律论证是从狭义的论证图式逻辑（分析哲学传统）走向包括修辞学（解释学传统）在内的广义逻辑过程中兴起的。分析哲学传统和解释学传统融合与相互渗透对立是当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它们共同为法学提供了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难题思维以取代体系思维,也共同反对传统三段论式的涵摄模型,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正是基于这种融合主义的知识论立场。     

加强法律思维 实现规范化管理目标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揭开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为中国法治建设绘就了新的蓝图。作为铁路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法律思维在铁路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养成法律思维的习惯,带头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实现铁路规范化管理目标。一、法律思维的解读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多种思维方式,如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和法律思维等。企业发展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是思维方式的差异,与企业管理制度相结合,在企业管理中渗入法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法律逻辑概念、特征与功能探析

在调解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社会规范集合体中,法律规范虽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却具典型性和重要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存在着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和思维方式,而且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的思维存在形式及思维运行规律。这一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的集中体现就是法律逻辑。基于法社会学视野,一是法律逻辑的概念是多维度的;二是法律逻辑的特征是多层次的;三是法律逻辑对于法学学科体系、法律实践活动以及法治社会的规则意识都具有较强的思维形塑功能。     

"像律师那样思考"的中国式困境与出路

律师思维在方法论层面具有双向规范性、商谈说理性、应用广域性、智识综合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蕴含了丰富的法治要素。受到来自法律职业制度结构、权力资源分配以及职业特性和发展水平等多方因素的影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律师思维的研究和关注普遍不足,中国语境下的"像律师那样思考"面临着律师思维缺位的困境。法律思维研究中的"混沌主义""法官中心主义"和"碎片主义"等现象遮蔽了律师思维的方法论特征与法治内涵,会对律师职业发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国家法治建设产生诸多消极后果。实现"像律师那样思考"需要从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规则层面、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制度完善层面以及在国家与社会治理领域层面构建、培育和拓展规范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律师思维。     

创新法律文化实现法治现代化

在非经济现代化领域中,法治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法治,法治的开展以一种法律主治的新文化——法治文化为基础,而法治文化的形成又离不开法律文化的进步.构建先进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是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灵魂所在.     

让法治成为一种思维方式

正当前,依法治国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先需要让法治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就是按照法治的观念和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它要求思维主体崇尚法治、尊重法律,自觉将法律付诸实践,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

近世以来，西风东渐，冲突碰撞，法治徘徊，中国是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每个法律人的精神家园都在政治博弈的角斗中飘摇。本书试图拂去遮蔽历史真相的尘埃，以史学之眼光、文学之笔法、法学之思维，研究、访谈、阅读等多般器械轮番上阵，在政法舞台上钩沉往事，呈现一部可思可叹的政法史。     

论法治规范视角下的党内法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应当是包括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法治规范。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能纯粹地建构于国家法律之上。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的定义和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应成为判断的绝对依据和标准,而应当结合法作为一种调整和指引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理解。党内法规具有明显的政党属性,党内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具有程序性,党内法规在外在形式上具有特定性。广义的法治是规则之治,服从规则并非意味着只服从国家法律,还要遵循各种符合宪法规范与法治精神的其他法治规范。全面依法治国的实现有赖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优势互补,形成法治合力。     

中国阐释学之“中国性”——就跨学科问题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的《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方向,令人受益匪浅。但在现代阐释学“学科思维”的框架下讨论跨学科,事实上难以避免依循西方的范式、逻辑和理论框架。阐释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从不自觉地偏向“给中国阐释实践注入现代学科元素”,最终转向“西方阐释学的中国发展”。而建设“中国阐释学”,应以建构和确立“中国性”为宗旨,指明民族特征,宣示民族身份。作为“阐释主体”的中国,可以传统阐释实践的“无学科性”和“模糊性”独立于西方阐释理论之外;作为“被阐释之客体”的中国,可以通过向汉学领域的跨越来确认“中国”概念,使用自身身份与西方达成“身份共识”,从而来构建理论沟通的基础,使中国阐释理论进入现代阐释理论体系之内。     

走向法治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法规的制度实践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作为正式的国家政党制度肇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其制度实践深深嵌入于政党—国家的政治建构之中,体现出政党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协同发展轨迹。党内法规从政党内部规范向国家法律体系的转换,需要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重塑党内法规的规范性、民主性与科学性,更需要在党领导的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关系的失真与还原

法律的自治性、司法与民主的纠葛以及精英主义思想，造就了法律人思维与大众思维的不同。其差异主要体现于思维焦点、思维背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但当前学界夸大了两者的区别，使得其失真。这些差异并不当然意味着两者的不可共存。事实上，在法治社会里，它们在诸多方面是相互联系和融通的。就中国当下情形而言，须还原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的本相，并在尊重两者区别的基础上，以法律程序来沟通彼此的联系。     

法律体系的建构伦理

优良的法律体系乃是实现和谐的法治社会的制度化基础,其建构之前提有赖于在对既有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与分析基础上形成一种能回应诸种批判性观点的理论。本文从法的正当性前提出发,在经验历史与逻辑实证相统一的分析视角下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内蕴着一个由主导性价值所型构的实质性伦理结构,主导性价值不同,法律体系的伦理结构也不同,而不同的伦理结构具有不尽相同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导致法律体系在形式与逻辑架构上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一种完善的、理想的法律体系必然是一种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由法的正义秩序理想、法律原则所生发出来的规范体系。     

说法治思维面对的障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以宪法和残疾人保障法为准绳,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依法发展残疾人事业,是党和国家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应有之意。近来报刊对法治思维的解读。其中不乏有见地的文童。我想说的是，如果站在残疾人的角度，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法治思维？     

在走群众路线中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

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是治国之需 国因法而治，因法治而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报告首次将法治思维作为对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能力要求写入其中，充分显示出法治思维在建设法治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这也表明，不仅法律学者、法律工作者需要具备法治思维，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应该自觉运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开启法治中国的恢弘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的多层次多部门的法律规范体系正式确立。这标志着立法工作的重点将由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转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跨越。     

新高考政治卷“法治意识”的命题思路探析

山东省2022年高考政治卷考查法治意识的命题思路主要表现在：将法治放置于政治背景之中，考查法治模式背后的政治立场；借助形式逻辑基本规则，检测考生推理水平与法治思维的过程；延续传统，以专业法律语言作为命题情境或情境的补充；侧重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民事法律综合考查；优化情境提升问题探究性，增强主体代入感，考查实践参与能力。这种命题思路启发教师需要转型法治教育课堂，建构法律逻辑，多维应用法律案例。     

法律价值的缺位与现代德治的回应

当前 ,法律的秩序、自由、效益等价值在一些领域处于缺位状态 ,德治应以其本身的价值导向、独特的自治机制与作用方式指引法律价值的实现。我们必须从人类以道德为基础的价值理性上来认识德治之位 ,以法制化的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为依据来把握德治之道 ,把发展生产力、富而思教作为立德之本 ,树立“以德治党”、“以德治政”的德治典范 ,并提升国民的道德品质以奠定德治之基 ,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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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据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法律价值的缺位与现代法治的回应

当前，法律的秩序、自由、效益等价值在一些领域处于缺位状态，德治应以其本身的价值导向、独特的自治机制与作用方式指引法律价值的实现。我们必须从人类以道德为基础的价值理性上来认识德治之位，以法制化的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为依据来把握德治之道，把发展生产力、富而思教作为立德之本，树立“以德治党”、“以德治政”的德治典范，并提升国民的道德品质以奠定德治之基，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