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与文艺批评话语的转型

数字媒介改变了当代文艺生产语境,促生文艺批评话语新变。精英批评话语中心地位失落,无法针对新的艺术实践开展有效批评。公共领域向数字媒介倾斜和位移,带来了传统媒体批评话语的衰落。自媒体批评话语有效利用了受众的碎片化时间,对传统批评话语产生挤出效应。媒介赋权使个人批评话语急速扩张,个人的意义生产与信息茧房相伴而生。就此,建构中国式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和范式、提高文艺批评家的素养、提倡对话式批评方法,是重构批评话语的有效路径。     

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

以二战为分水岭,日本战前的中国学研究在战后被日本学界视为战争的幕后推手而彻底抛弃,战后的研究是在批判东洋史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一门新学问。从源流来看,日本的当代中国学研究有东洋史和区域研究两个系列四个学派;从思考框架来看,存在回归传统、"中国就是中国"、普通的近代化、东亚型四种模式。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经济研究领域最为活跃,引领世界前沿。面对当前日本中国学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鉴于中国发展的实际,三元结构论、制度化、相对化可作为推进研究的新范式。     

当代中国地方学:发展模式与未来进路

地方学作为一门"园地名学,以地名学"的学问,其相关名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但规范意义上的地方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学开始蓬勃发展.当代中国地方学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自的局限与不足.中国地...     

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课题——数字鸿沟问题

信息网络化在给全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社会分化,即所谓"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日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因素和当代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国际社会正在谋求如何缩小数字鸿沟.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正在成为“时代显学”。但中国在海外中国学上的学术影响力,与现有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学研究中国,但当前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在中国。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建构。在此基础上打破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内外区隔,推动构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世界中国学”,最终实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     

架构华侨华人学——读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书的内容架构，实际也可以说是华侨华人学的内容架构。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他正在架构华侨华人学。     

“智能算法”与当代中国的数字生存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的日渐深入,我们的生存越来越被数据和算法所穿透,这种算法治理和数字图绘的方式,可以精准定位每一位个体的习性和倾向,从而为进一步在经济上、政治上引导和控制个体创造了可能。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即数字异化。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到数字异化为今天的中国带来的数字焦虑,因为中国在从传统社会经由改革开放向数字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人也从传统的家庭人转向了市场人以及今天被数字技术和算法所穿透的数据人。更重要的是,在今天中国面对逆全球化、贸易战等新的挑战时,智能算法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即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唯有进一步加快智能算法发展,实现对传统格局的超越,形成新的数据生存方式,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怪异与边界——对唐人小说中边界与秩序的个案分析

尊重古代社会存在的思想逻辑,不割裂古人的世界结构,用古人的眼睛看世界、理解世界,接受在假想和虚构的知识基础上再生产的文化历史为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是真正进入并理解古代世界的前提条件。从《广异记·唐参军》中的狐精复仇故事的内在逻辑出发,可探析古代中国世界的人域、妖域、神域之间的边界与秩序。与今天科学审视下的世界不同,这个古代世界是一个有天意、有情、有心的世界,是按照人的思想和逻辑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有关它的诸多想象虽不是真实的实在,但在这些想象和认识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巨大的精神世界却是实在的,并一直对古代社会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数字平台监管的欧盟新方案与中国镜鉴——围绕《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提案的探析

随着数字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许多在线平台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垄断态势,侵害消费者在接受数字服务方面的合法权利,限制了其他体量较小或起步较晚的其他中小型在线平台的健康发展。欧盟近期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两份法律草案,将矛头直接指向大型在线平台,意图厘清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着眼于遏制大型在线平台的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从而规范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秩序。《数字市场法案》旨在解决数字市场所存在的不公平竞争情形,而《数字服务法案》则要求大型在线平台就其所实施的各类非法行为承担更多责任。两项法案的推动者强调数字市场的规则制定不应让渡给企业,而应由政府介入。借鉴参考欧盟在反垄断规范制定和执法具体机制设计等方面的做法,我国政府监管部门亟须完善平台责任承担相关立法,明确违反义务的惩罚措施;建立责任与规模相对应的制度框架,积极落实平台义务;引入数字服务协调员制度,减少数字市场的垄断冲突;夯实反垄断机构建设,提高反垄断执法能力水平。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人民币的前景与机遇

数字人民币作为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法定货币,具备一般电子支付工具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将形成我国数字支付的新格局,同时为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精准施策打开一个全新的空间,也将助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论中国特色警学理论体系建设与发展

以我国固有的公安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引进西方警学理论,经过整合而形成中国特色警学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以犯罪学理论、群体性事件理论、公共秩序管理理论和治安灾害事故理论为内容的公安客体理论;以政治建警方针指导下的队伍正规化建设理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下的双主体协调发展理论为内容的公安主体理论;以全面防控战略与现代警务机制相结合的理论、发展的专群结合理论和创新“严打”理论为内容的对策理论;以控权理论和执法理念理论为内容的警察行为的控制理论。     

数字时代学术期刊功能的变化与创新发展

数字时代读者的阅读方式、信息的传播方式、学术的交流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学术期刊传统的传播功能、交流功能、评价功能在数字环境下也面临着挑战。数字时代,学术期刊可利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和云计算等新技术,促进学术期刊传播、交流、评价功能更高层次的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要素构成看,数据脱颖而出,超越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等上升为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被称为数字时代的石油,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冲击着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活动规则和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虚拟性及共享性,指数性及可复制性,多样性及精准性,可达性及互通性。数字经济正塑造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生活的独特机制,数字经济发展未来可期。     

数字革命下的期刊未来——基于四川党建期刊集团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思考

即将到来的2011年是我国新闻出版改革的决胜之年,在新技术、新载体、新业态层出不穷的态势下,传统期刊如何应对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出版时代,加快推进数字化的转型,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产品向多种介质出版产品共融的现代出版产业转型,是世界期刊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文着眼于积极推动中国期刊产业的发展,结合四川党建期刊集团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对数字风暴下的期刊未来作了初步的探究和思考。     

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大众文化批判——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其批判有不少合理之处,但是也存在不少局限,它片面强调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忽视大众文化本身特性,从而带来了理论上的偏差。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黄老之学对西汉及当代中国的启示

战国中期至西汉初年的道家学派———黄老之学 ,不但对其时的儒、法等学派影响甚深 ,而且对西汉初年包括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等的统治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无为”、“虚静”思想产生了西汉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 ,使西汉初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丁兴旺 ,同时对当代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一、黄老之学的内涵及其演绎历史进入到战国秦汉时期 ,以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而言 ,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儒家、道家和法家三家。法家作为先秦时期的社会产物 ,到秦朝时已成为一种完备的理…     

数字劳动的新变数及对中国的启示

伴随数字信息技术革命,全球资本主义在适应数字化生产方式变革而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中演进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作为新生变量给全球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变数。数字劳动从外在形态、内在结构以及运行逻辑都与传统的劳动概念迥然有别。中国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中,需要摒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探索将数字劳动导向发展数字生产力的应然向度,激活数字劳动变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世界各国面临数据与数字技术发展的新挑战

当前,数字竞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与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需要与时俱进,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与数据安全,反对数字霸权与数字保护主义,推动构建世界数字共同体。构建世界数字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推动构建世界数字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而且能够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和担当,贡献中国智慧并提供中国方案。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