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中日关系综述及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2011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两国关系从2010年的钓鱼岛风波后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并达成共识;两国在经贸领域交流频繁,日本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日方还采取新政策推进中日关系。但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两国关系发展还面临难点和困境,尽管如此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局有望保持稳定。     

2011年中日关系综述及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2011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两国关系从2010年的钓鱼岛风波后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并达成共识;两国在经贸领域交流频繁,日本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日方还采取新政策推进中日关系。但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两国关系发展还面临难点和困境,尽管如此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局有望保持稳定。     

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后,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尝试调整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的认识和做法上均有与前任明显不同之处。本文认为,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有对华战略上的需要,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安倍访华以及中日高层互动加速,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出现回暖迹象,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条件。同时,由于日本政治保守化趋势加剧以及安倍个人执政理念方面的原因,一些因素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重要的是两国如何抓住机遇,确立共同利益,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带动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向良性发展。     

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日本在野党与当代中日关系

日本在野党为当代中日关系的奠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在野党出于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对选民愿望的尊重、议会斗争的需要，坚持中日友好大方向，大力推动民间友好往来向官方发展，并根据执政党的不同主张和对华政策决定是给予适当地配合、还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日本在野党为当代中日关系所做的贡献给未来以启示，中日友好是历史潮流，逆流而动必被历史车轮所倾轧。     

日本对华战略与中日关系走向

2007年,国际战略形势总体稳定,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出现积极变化,大国战略互动更复杂、更活跃,中国外交浮现出新难题、新挑战。2008年国际战略形势将继续深度调整,某些热点地区和国家依然难以脱离乱局,但国际战略稳定的大势不会有根本变化,中国外交则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面对重大麻烦"多样化增生"的新形势。鉴此,《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于2007年12月6日举办"2008年国际战略形势前瞻"研讨会,特别邀请20多位专家学者在回顾2007年国际战略形势的基础上,对2008年国际战略形势进行前瞻性分析。现将研讨会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期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国际战略形势走向。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在迈向“政治大国”进程中，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成熟的经验积极推进环境外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环境保护是日本开展对华援助和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华环境外交作为加强和改善两国关系及合作的重要领域和行动方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基轴之一。但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其欲从环境问题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作为其大国化战略的一部分扩张日本文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环保领域对其形成依赖进而有控制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意图，对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日本的国家走向与中日关系

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 ,日本的政局变化、内外政策乃至国家发展走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亦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些个人的评析。一、小泉执政与日本政局对近十年来日本形势的最形象比喻 ,莫过于“颠簸”这两个字。前不久 ,笔者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薛君度先生共同主编的一本关于日本问题的书 ,题目就是《颠簸的日本》。所谓的“颠簸” ,在这里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说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这些年来一直处在不稳定当中。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政治稳定源于两大体制 ,即政治上的“1 955年体制”…     

试论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松动

试论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松动祝树春１９５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执政的鸠山内阁时期，正值战后中日关系的僵化阶段。由于二战后对日本实行占领和半占领的美国推行极端敌视中国的政策和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方针，使战后中日关系历尽坎...     

日本大选后的政局与中日关系

2005年9月11日，日本举行了第四十四届众议院选举，首相小泉纯一郎所领导的自民党以15年来首次单独获得过半议席赢得选举。小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对党派的控制力也得以加强。大选后日本的内外政策将做出一些调整，但中日关系“政冷”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日本对华ODA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日本于1979年决定向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此后,日本对华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日本对华ODA的国际环境、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和政治关系等诸项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发生了“ODA摩擦”。日本已决定于2008年结束对华日元贷款。随着“后ODA时期”的到来,中日经济合作迎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点。     

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日本进入后小泉时代。近期日对华外交尽管出现了积极变化,但中日关系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9月份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小泉为延续其外交路线如何谋篇布局以及此后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为此,我编辑部于2006年6月6日召开研讨会,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后小泉时代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将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整理摘录如下。     

2005年日本政治外交与中日关系

2005年,日本右翼势力咄咄逼人的政治与外交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使中日政治关系蒙上更加沉重的阴影。本文试从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角度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外交行为进行解读,以期人们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是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依据。日中建交之后,日本国民中有四种意识影响着日中关系的发展：一种是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包括敬畏意识；第二种是战争负罪心理,对于侵略中国的战争的负罪意识；第三种是东西意识,也就是冷战意识；第四种是南北意识,即经济发达的日本和经济落后的中国的意识。其实,这诸多意识归结     

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4年12月日本举行了安倍再度执政以来第二次大选,安倍领导的自公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第三次安倍政权于2014年年末正式启动。安倍着眼于长期执政,未来将会继续沿着修宪扩军、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右倾道路前进,而"一盘散沙"的在野党难以对其进行有力牵制。大选后安倍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曝出消极言行,中日关系乍暖还寒。中日两国领导人2014年11月举行的两年来第一次正式会晤所营造的关系解冻氛围遭遇打击,安倍今后能否继续坚持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能否真诚改善对华关系有待检验。日本同其他邻国关系方面的前景也依然不容乐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拟于8月15日发表所谓"安倍谈话",其内容和观点值得中国和国际社会予以关注。     

森派执政时期日本政治与中日关系

2000年4月森喜朗出任首相，使日本政坛持续30余年的“角福战争”发生了历史性逆转。迄今，森派已产生了四任首相，该派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几经起伏，其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勾勒出一个由渐趋强硬到渐趋温和的曲线。中日政治关系的冷热变化也同时经历了这样的轨迹。     

论日本“西南防御”与中日关系

自21世纪以来,日本逐渐将防御重点由东北转向西南,其中明显带有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通过调整防卫体制与深化日美同盟,日本正在形成事实上的"西南防御"战略。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更进一步推动了其强化"西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日本构筑"西南防御"体系的行为,严重削弱了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基础,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小泉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探析

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上呈现强硬姿态，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致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9月的日芩自民党总裁选举被视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关键，从目前形势看，预计“后小泉时代”日芩依然鹰派当道，小泉之后日苓总体战略还将朝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加快步伐，如何修复日中关系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艰巨课题。     

话语定位、身份建构与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从话语到身份再到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日本在选择与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实际上便在体系、国家与政策议题三个话语层次上,通过“联系”和“区分”两种方式分别构建了中日差异化的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借此中国在类属身份上被置于“民主国家”的对立面;在角色身份上被建构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冲击者”与“威胁者”、自由经济的“破坏者”;在集体身份上被置于“民主阵营”的对立面,并被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以秩序为“名”,增强防卫建设,协调伙伴关系;以安全为“由”,开展针对性的军事部署,并加强对华经济对冲;以议题为“用”,实行对华软制衡,同时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以将对华政策“合法化”。     

拜登当选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回顾与前瞻

日本对华政策一贯受到日美同盟、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日关系互动的影响与制约。特朗普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采取有限合作姿态,通过首脑互访等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其对华政策的战略自主性增强、两面性凸显。拜登上台后则更为重视与盟国的关系,关注全球性问题并倾向于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强调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反对激烈的关税战与对华全面"脱钩"。日本的对外政策取向在更大程度上与拜登的政策主张相互重合,日美双方的信任与协调将有所增强,日本对华政策亦将与美联动。为此,日本将更加注重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华制度制衡,或将加大对"中国威胁论"及涉港、涉疆等问题的炒作力度,为确保"产业链安全"而对华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