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纠纷解决的独特机理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初探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的独特机理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时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全球背景下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全球化对中国纠纷解决提出了特殊要求,主要体现为回应型的纠纷解决机理及纠纷解决模式的趋同,在此背景下,应对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反思,并重构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构建研究

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行政纠纷的现状时存在一定的问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强化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的伦理基础,发挥软法在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中的规制作用,加强行政纠纷的柔性预警机制,完善行政纠纷柔性解决机制的法治化。     

创新审判模式 打造“山区巡回法庭”

在老少边山穷地区建立巡回法庭是凤山县人民法院在审判模式上的创新。通过近年的工作实践,＂山区巡回法庭＂显示出在方便农民告状、打官司、解纠纷、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便于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普及法律、利于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维护农村稳定大局等多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元明清时期国家法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研究

元明清时期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多元的,并且国家在法律上往往承认这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法性,使它们成为国家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进而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当中国家对属于民间层次上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进行了相应的立法规制。这个时期国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资格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能够解决的纠纷范围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的效力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制。通过四个方法的法律规制,把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构建起多元化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治安调解的几个基本问题

治安调解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解决治安纠纷的一种方式,属于行政调解,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行政相关行为,准确讲是一种准行政司法行为,但强制调解行为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调解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行为调解、损害赔偿调解和民间纠纷调解.治安调解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解决治安纠纷,同时又能够使当事人和睦相处;可以预防恶性犯罪,保护公民人身安全;是一种成本低、效益高的解决治安纠纷的方式.     

论ADR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制度设想及其实现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法治建设遭遇的最大困难也在农村.现代城市社会维持秩序的规范是法律,而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多方面,起作用的是礼.在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之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正是符合乡村社会解决纠纷要求的理想方式之一.中国法制要摆脱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境地,提供在乡村中适时对路的法律产品,凸显诉讼功能,加强法治,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就必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社会纠纷解决的非诉讼路径分析

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布：以宪法为统帅,以诉讼与非诉讼法等七个法律部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其中,非诉讼程序法强调对社会纠纷的多元化和差异化解决,可谓保障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的天然需求。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客观分析我国非诉讼程序法的现状、缺陷、多样性和高效性的双重维度提出其具体的完善路径,能够更有效助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已经形成＂迈向＂全面完善＂,也有助于满足我国当前对于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多样化的现实需求。     

“枫桥经验”与构建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在进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但对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ADR制度尚未达成共识。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枫桥经验"与ADR的特征和价值具有共性,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法理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由诉讼的与非诉讼的、官方的与民间的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关联所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存在本身的有机性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体论基础;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多元化性质,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论基础;而我国历史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多样化方法则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基础。     

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

环境行政机关介入环境纠纷处理的意义,就在于将行政和司法两个领域加以结合而形成"行政准司法"制度,弥补传统司法救济的缺陷,有效地改善因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的纠纷处理效率低下、对受害人保护不利的现象.无论从我国环境行政机关的现有资源,还是从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现有实践来看,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在重视发挥行政调解作用的前提下,丰富我国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尤其要加强行政裁决的作用,形成行政斡旋、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纠纷处理体系,并建立公正、高效的纠纷处理程序.     

关系社会的民间规则与纠纷解决——以彩礼纠纷为例

随着当下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变迁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面临着更新与再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正式规则与民间规则的互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彩礼纠纷体现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权力网络的利益化,规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考察对于基层司法研究如何＂引俗入法＂具有重要意义。     

调解的正当性与正当的调解

调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符合中国人和为贵的大众心理,因此,调解具有正当性,是中国人的自然选择。当前,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调解应坚持依法自愿和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防止一刀切。     

ADR的价值与我国法治建设

ADR发端于美国,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其对社会纠纷解决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ADR的特征与价值的分析,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优势,以及与法治建设的密切关系,以期能够为中国当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提供借鉴。     

加拿大产品责任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加拿大产品责任法虽受美国影响很大，但它在很多方面又与美国产品责任法有较大不同。它在归责理论、集团诉讼、损害赔偿等方面都有所发展，拒绝适用严格责任、允许集团诉讼、限制惩罚性赔偿、某种程度的厌讼是加拿大产品责任法的重要特征。加拿大产品责任法体系与原则的形成与其公共健康体系、产品责任保险、高昂的诉讼费以及诉讼费用承担原则有密切关系。相比之下，中国解决产品纠纷有更多依赖诉讼、过分强调严格责任的趋势，因此，加拿大产品责任法的解决机制给中国产品责任立法很大启示。     

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与思考

化解、调解、立法、规范是一整套预防与治理并重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援助、司法救助、人民调解、信访、仲裁、宗族力量、司法建议等是相互联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系列选择方式,共同构成多元并举的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司法保障的重要内容。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责。     

论大调解的格局构建与路径

调解是纠纷解决中的一种具体方式，在我国解纷实践中运用广泛。近些年“大调解”兴起更有利于纠纷解决，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困境，需要对其本身的法理和价值进一步分析，以便对“大调解”的格局构建和路径形成更理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