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作为医患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关于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尚无明文规定,致使患者在治疗中的知情同意权时常受到医生的忽视。对该立法缺失现象及产生的原因加以阐述,对精神病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关于对该方面进行立法完善的看法,以期对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有所启发。     

论精神卫生法的基本范畴

我国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到现在历经十几年还迟迟未能出台,2009年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关精神卫生法的称谓和其他相关概念及其调整对象等基本范畴的内容存在问题,我国精神卫生法应采用国际先进立法及通行的理念,采用精神健康法的称谓,明确精神障碍者等其他概念,为切实起到促进国民健康、保障精神障碍者权益的立法奠定基础。     

论精神卫生法的历史沿革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对精神障碍者的保护最早可以溯源到古罗马法中的保佐制度,经历了古罗马、中世纪和近现代的历史变迁,现代各国精神卫生法都作了修改,体现了尊重并保障身心障碍者人权的思想,这些先进的立法理念对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精神卫生法出台需要迈过“三道坎”

黄名金在《法治周刊》2009年第6期撰文：精神卫生法有望在年内出台。征求草案甫出,精神卫生法讨论稿并没有被法律界认可。毕竟,精神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界定是否具有“精神病”,往往存在着多元争议。因此,该要顺利出台,起码需要迈过“三道坎”：     

论精神卫生法的基本原则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和改善精神健康的原则》等一系列为精神卫生立法提供指导的公约和宣言,产生了保障精神障碍者权益、自愿原则、最小限制选择原则等的基本原则,英国、日本等国家精神卫生法的修改均体现了这些原则,这些先进的立法理念为我国未来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对刑事案件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决定权由公、检、法多方行使的状况,已在司法实践中暴露 诸多弊端,应根据现代诉讼理论的原则,借鉴国外鉴定制度,对有关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并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程序作新的设计,使刑事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制度更趋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新法的冲突与协调——以《精神卫生法》(草案)与新《刑事诉讼法》为例

我国现行法律涉及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仅有两部基本法和六部地方性法规,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改善立法现状迫在眉睫.《精神卫生法》(草案)与《刑事诉讼法》关于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上至少存在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性质、决定权、司法鉴定等三个方面的冲突.为了法制统一和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二者应该互相取长补短、解决冲突、实现协调.     

诉讼中重复鉴定问题之探讨

重复鉴定现象在我国司法鉴定实践中屡见不鲜.重复鉴定是由各种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又使得司法鉴定的公信力下降.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的相关法规中关于"重新鉴定"的规定在立法层面上对重复鉴定形成了一定的规制.但要控制重复鉴定问题,仍需从立法层面、鉴定工作本身以及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和认证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     

关于重复鉴定

由于各种规章制度建立的还不够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精神的认识不到位,致使司法鉴定工作产生同一案件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鉴定结论的采信混乱现象。减少重复鉴定现象应尽快出台《鉴定法》,完善规章制度,制定各行业、各学科的鉴定标准,利用专家共同鉴定的形式来解决鉴定上的分歧,加大对鉴定人员管理的力度。     

司法精神病鉴定之鉴定留置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之后的强制医疗程序和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却忽略了为了鉴定而约束被鉴定人的鉴定留置制度。实践中,有的精神病鉴定案例需要对被鉴定人进行一段较长的观察期,也有案例是在委托鉴定阶段耽搁一段时期,那么鉴定前的这段时间内,如何对被鉴定人进行约束、控制,就成了制度空白,导致实践中出现任意启动精神病鉴定以规避办案期限以及滥用羁押、超期羁押的现象。通过对比、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在我国国情基础上探索研究鉴定留置制度,并对我国鉴定留置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怀旧还是超越: 澳门法律改革的现在与未来

自回归祖国之日起,澳门一直就其法律的本地化与现代化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的法律与司法一直与澳门社会保持疏离状态,而这一状态也并未因澳门的回归而得到完全的转变.澳门回归后,虽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法律改革工作,但法律界中的葡语集团以“法律补强葡萄牙化和去葡萄牙化”为争端,造成了对法律本地化与现代化的掣肘与偏离.澳门的法律改革只有抛弃所谓“历史正当性”的预设,迈向社会正义,才能走向辉煌的未来.     

诱惑侦查之立法困惑——新刑诉法第151条的相关问题讨论

为了惩治犯罪的需要,现实中侦查机关经常采用有关人员隐蔽身份搜集信息、获取证据的手段,但是刑诉法中一直未见其相关规定。实践中的频繁运用与法律上的空白规定不符合目前侦查工作的需要。因此,新修订的刑诉法在"侦查"一章"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作出了相关规定,对此种侦查措施进行法律调整。然而,该规定仍然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比如其在章节中的位置问题、但书的内涵等。     

聚众淫乱罪的迷思与匡正——以“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为线索分析

“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作为热点案例，为我们透视聚众淫乱罪的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问题提供了平台。对聚众淫乱罪立法沿革的阐释、对该罪的规范解读，无非是想说明，当下不宜轻率地取消聚众淫乱罪：聚众淫乱罪罪状是简明罪状．法律及法律解释对“聚众”和“淫乱”缺乏清晰明确和权威的界定．导致了该罪现实中的司法困境。实行司法对立法的能动反馈、对刑法条文进行道德解释、培育健全的法官人格无疑是实现司法突围的正确路径。     

试论传统中国法的和谐理念——和谐之价值蜕变

中国传统和谐理念蕴含丰富的宇宙关怀与人文关怀——传统文化中有具体体现。而在传统法申，“和谐”却发生了价值蜕变——逐渐掩饰矛盾、维护专制统治。究其缘由，主要是世俗社会对和谐的误解、曲解以及运用的失误。以传统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和谐”理念为出发点．结合中西价值观念对“法”的理解与诠释，或可初步探究中国传统法律追求和谐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弊病及原因，甚至法律及其追求的价值与其所处的具体时代及所处具体地域的关系。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公开豁免范围之界定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系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或完成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责中制作或获取(已经收到或被送达)的,对外部不产生直接约束力的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非终极性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做任何规定,一些地方立法已就过程性信息做了规定,但彼此间存有差异,司法解释对此予以回避,以致实践中各种分歧,故利用制定行政程序法、修订《条例》之契机,在豁免公开的范围内增列“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事项,在结构上分为豁免公开与准予公开两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考虑“损害标准”与“豁免公开限制条件”两方面.     

网络游戏前“外挂”时期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网络游戏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网络游戏已经作为一种主流娱乐方式进入了千家万户。但是,在网络游戏产业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因网络游戏"外挂"带来的法律问题,例如见诸于报端、经过刑事裁判的"传奇3G"系列"外挂"案和"QQ幻想"助理"外挂"案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起案件。结合案件中反映的问题,我们将重点分析刑法如何规制网络游戏前"外挂"时期的危害行为,以充分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     

“伪基站”案件法律适用及打防对策研究

＂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违法犯罪活动形式,对此类犯罪活动的定罪,目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矛盾,造成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的现实困境。对于＂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要加强社会的宣传与防范,整合各警种优势资源进行打击,藉以推动此类犯罪的规范立法。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企业工会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深度思考

在劳资矛盾突出的民营、外资企业中，工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有理论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原因：《工会法》对工会职能的定位亟待厘清；工会组织对于资方的独立性、对抗性体现不够；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缺乏刚性的法律保障；工会干部维护自身权益没有足够的法律保障；工会经费来源渠道使工会依附于企业主；违反《工会法》没有明确必须承担的违法责任，更重要的是工会维权没有“抓手”，博弈没有“筹码”，因此要在理论上，法律上，制度上大手解决制约工会发挥作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