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和情理

情感并非只能是任性的和不公正的,并非不能作为法律价值的终极来源.从中国儒家的传统哲学思想出发,一种"中和"的情感是可能通过修身渠道获得的,它可以称为情理.以修身作为治国根本,实质上是奠定社会形而上的价值基础的根本.情理可从修身中被发现,并进入日常生活的正义认知中.在法律推理中,情理可以弥补现代法律的价值亏空.     

寻求法理与情理的平衡

人物简介:梁秀峰,女,40岁,1990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1995年从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法院选调到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此后一直在该法院刑一庭工作.2008年,梁秀峰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优秀女法官"荣誉称号.     

公诉办案中法理与情理关系的把握

案名：孟某等敲诈勒索案 [基本案情]2007年10月28日凌晨2时左右,孟某（女,17周岁）与网友王某（男,28周岁）在网上聊天后双方约好见面,因第一次相见王某请孟某吃了夜宵,后双方边走边聊走到某旅馆处,二人在旅馆内休息时,王某趁机强行将孟某奸淫。孟某哭着跑出旅馆,     

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与利益平衡

情理调处是明清诉讼中的常见现象,情理的多样性和调处的灵活性相结合,难免引发司法随意化的揣测。但是,对情理调处的个案研究表明,调处中的情理实质上是利益处断的表面话语,虽然调处的具体结果可能无章可循,但调处的基本原则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保持诉讼各方利益的大致平衡。     

法律执行之思:情理与法理的协调与冲突——源于电影《真水无香》的思考

电影《真水无香》无疑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情理与法理交汇的取舍之争。正所谓法不容情,我们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强调法不容情是必须而且必要的。毕竟法治建设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法律为信仰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全社会普遍坚信法不容情才能为法治建设打下良好的法治社会基础。只有在完善的法律面前强调法不容情才是最好的法治社会之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指引下的法治建设,才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良好社会现状。只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一致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和谐,亦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官、现代性与法理认同

现代性的司法制度建构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至少可以为我们的后者解决一个法理认同的基本问题。按照西方司法的样式改造中国的司法体制,几乎成了中国法学界的主流意识。但中国的法官很少有人在法理认同上觉得自己应该是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的的创造者,而不仅是追随者。全球化的过程不仅不能消除认同问题,反而使之更加突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在这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上看来仍然会保持其重要性的原因。     

情理事理法理说透 快审快结快执跟进——北京门头沟法院服务棚户区改造工作纪实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近年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实践,在棚户区改造工作中,积极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主动对接大局,统筹力量,多元解纷,促进和谐,为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两大门户网站之争背后的法律和情理

年前,新浪网突然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状告搜狐网剽窃其短信和新闻,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热闹归热闹,这当中的法律与情理如何呢?笔者有几点拙见供大家参考.     

平衡与融合——解读法官释明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制度不是某种诉讼模式的应有之意,也不是某个诉讼原则的当然内容。相反,它是民事诉讼价值追求多元化的体现,是各种看似对立的原则、模式、权利(权力)之间平衡与融合的结果。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放弃对绝对“中心”的诉求,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法官释明制度的实质。     

代位权制度之法理探究及完善

法律关于代位权制度的规定,突破了传统的诉权理论和债的相对性理论,使债权人可以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代位权制度保障了债权人的债权,但牺牲了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一定的利益,因而该制度的创立表面上是债权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三者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博弈,其背后实质是自由与公平、秩序等法律价值的平衡。现存的代位权制度在权利客体、行使期限以及诉讼程序设计上都存在一定不足,而解决的途径也必须以其内在的价值平衡为指导。     

法律与情理——探析中国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在法律运行中情理式的行为模式与法律经常发生冲突,这是中国从传统人治走向法治所面临的困境。在法律推理中,情理可以弥补现代法律的价值亏空。法律与情理是建立与完善法治社会必须的价值规范。本文从不同视角,对情理与法理的冲突以及解决方式做初步探析。     

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

语言与词汇是一个时代风尚的真实记录。“法官”、“司法”和“法理”在宋代史料中反复出现,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是宋代社会私有制深入发展和利益多元化在司法上的必然反映,所彰显的是:宋代社会“好讼”之风的形成及宋代司法传统由伦理型向知识型的转变。     

全球化的伦理与全球化的法理

全球化的伦理虽争议颇多,却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主要表现为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和环境伦理中的一些内容正在成为全球普适性的伦理规范。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全球化必然影响法理学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因此,我国的法理学必须在法的观念、法的存在样态、法的运作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以适应全球化伦理的挑战。     

情理推断的司法论证

作为一种事实推论方法,情理推断在证据所提供的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以经验知识建立起思维联结的纽带。与其他司法证明方法相比,情理推断具有突出的个体性特征,事实认定者可能会将个体偏见误作共同经验,从而引发预设立场、过度联想等认知风险。作为情理推断结果的案件事实需要证成。针对作为推理大前提的经验知识,以隐性知识显性化过程协助法官约束自我偏好,以经验知识的共同性证成其正当性。在情理推断结构内部,证据所提供的基础事实是不可或缺的,在此前提下论证的重点在于推论前提间的逻辑关联。整体而言,情理推断的关键在于经验知识的理性化,在论证目标上应尤为关注法官可替代性的考量,在情理推断的个体性与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所要求的张力之间寻找平衡。     

论情理裁判的可普遍化证成

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情理裁判"时,学界往往只关注"情"这一个案表征,而忽略了"情理"本身的可普遍化诉求,以至将中国传统司法视为西方近现代形式法治的对极。事实上在情理裁判的展开过程中,可普遍化证成是一条构成性的司法原则。可普遍化证成为中国古典司法的现代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于可普遍化证成原则,情理考量能够以恰当的方式进入现代法律论辩的场域内。     

家事事件程序的法理分析

台湾学者邱联恭教授提出了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理论,家事事件程序交错适用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通常有三种情形.家事诉讼与非讼的集中交错以裁量权和对审权为中心.家事审判职权主义的特征使它与非讼程序有着某些相统点,因此家事诉讼事件可以一定程度的非讼化.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与平衡--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法理与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公共健康和知识产权冲突的思考案例1:跨国医药公司与南非的贸易争端1 南非有470多万艾滋病毒携带者,每天就有1700人被感染(其中婴儿200个)。然而,几乎所有关键的治疗药品均处于专利保护之卜,且其价格是通用同等药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