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的国际比较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成果,金融衍生交易比其他商业交易活动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包括品种风险、对手风险、交易风险和处置风险。各国的经济文化背景、立法背景的不同,导致各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风险的表现各异,监管方法也有所区别。与美国主要对品种风险的进行监管的思路不同,英国侧重在对手风险的监管。国际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风险则主要通过国际机构的国际主协议来加以控制。     

论金融创新风险及其法律监管理念——以当前世界金融海啸为背景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创新风险则是伴随金融创新过程的产物。对于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其切入点和归宿都在于金融法律监管,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的更新是建立科学、完善法律监管机制的基础。从金融创新历史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演变出发,通过对其变更脉络的梳理,结合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得出,在金融创新风险的法律监管理念上,我们应当始终秉持以金融安全优先,充分创新与有效监管相结合的理念。     

信息监管: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之最优选择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打通了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但其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功能对流行的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也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即彰显了现有监管模式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陷和失败。反思次贷危机的根源,本质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范。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以信息监管为中心,以此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论金融衍生交易风险的政府监管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是从传统金融市场中衍生而来的新兴市场,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根源.20世纪70年代后,在规避市场风险,促进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几乎与金融衍生工具有着直接的联系.有鉴于此,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衍生工具经营机构都把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作为一项崭新的研究课题.研究各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法律监管体系,并对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挑战

金融市场本身就伴随着风险，不能因风险的存在就放弃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但目前在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前瞻性地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尽早确立并不断完善我国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架构。在充分分析我国金融改革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借鉴风险次贷危机后国际金融市场对系统性风险的应对举措，用制度创新方式明确我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架构中的定位。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中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强化中央银行与各专业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进一步加强央行与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央银行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合作。     

论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理念

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风险。金融监管活动向金融法律监管过渡符合金融监管工作的内部规律,也是"依法治国"方略下的正确选择。而以法律监管作为金融创新规制的主要手段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在金融创新的法律监管理念上,我们应当秉持以金融安全优先,充分创新与有效监管结合的理念。     

数字金融的功能监管及其精准化实施

数字金融迅速崛起在推动金融行业创新、发展和变革的同时，人机协同、技术迭代与架构异化给金融监管带来了颠覆性挑战。现行机构监管模式难以有效因应数字金融业态复杂化嵌套属性及交易架构异化问题，需要实现向功能监管的转型，并辅之以穿透式监管、嵌入式监管和行为监管。数字金融创新与安全的动态衡平需要功能监管的精准化实施，应当在坚持类型化思维基础上厘定数字金融监管的法律尺度，同时以法律数智化重构数字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功能监管的精准化实施奠定法律基础。而依托监管科技的“技”“法”协同机制，是数字金融功能监管精准化实施的有力保障。     

论上海自贸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自贸区金融政策成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破冰的关键.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等金融改革措施实施后,中国金融业将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利率市场化风险、流动性风险的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前瞻性地构建自贸区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对维护中国金融市场长久稳定意义深远.在监管模式选择上,“相对独立”应理解为更严格的特别监管;在监管制度设计上,应借助“并表监管”实现与微观审慎的协调,并通过科学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在监管机构设置上,应在中央银行牵头模式下,增强金融稳定局监督权的执行力.     

论监管科技的双层容错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深化应用、规范发展和普惠共享”时期,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却仍处于错步演进过程中。监管科技创新易于失败有其特殊性和深刻根源,有必要强化监管科技和金融科技双层容错机制。在监管机关、第三方技术提供方和被监管机构的三元目标冲突下,监管科技与合规科技面临衔接失灵的困境,应转变理念走向容错性监管。容错性监管并非不监管抑或运动式监管,而是按照法定程序给予相对容错空间,激励创新并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监管,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强调在常态化监管中稳定预期。在双层容错机制中,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是上层容错主体,容错免责的客体是担当作为、勇于创新的金融监管者,容错内容应从单纯的开发区域试验田,向全面推动监管科技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双头并进转化,同时突出程序优先性与问责精准化。     

区块链金融的价值分析及法律风险

区块链技术和金融领域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金融活动的创新,改善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中的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法律风险。突出问题是效率和安全如何兼顾,传统监管机构如何介入到区块链金融交易中展开有效监管。文章认为对此,可以采用沙箱监管模式,鼓励区块链金融活动在持续性监管下展开积极的创新。就具体监管路径上,加强平台监管,建立合理审核体系;根据区块链金融活动中不同平台从事的业务,加强专业化监管,细化具体监管内容。     

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改革——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带来的启示

金融控股公司被视为金融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目前,国外大型金融集团多采用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形式。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是针对分业经营设计的,因此,虽然我国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不在少数,但目前尚无一部法律对其做出系统性规范,无法有效监测、防范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带来的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出台的背景下,本文从监管模式和机构角度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进行审视并提出完善建议。     

金融企业集团的国际监管论析

近十几年出现并迅速发展的金融企业集团为国际金融监管提出了一些新的复杂的法律问题。本文依据“金融企业集团联合论坛”新近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对有关金融企业集团的国际监管原则和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就这些原则和制度对于各国金融立法及监管实践的未来影响作了评述。文章认为,对于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传统的银行业监管、证券业监管、保险业监管等单一监管方式已无力胜任;各国金融监管须进行制度创新,参照联合论坛的文件,对整个集团适用特殊的资本充足衡量原则和方法,对集团内受管制实体的高级管理层和关键股东适用合适与适当标准,并通过监管信息分享切实进行国际合作与协调,以确保对金融企业集团全面而有效的监管     

我国金融市场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法律路径——以金融理财产品监管规则的改进为中心

我国金融理财产品市场上出现的种种法律纷争在事实上说明了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法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因此需要引入功能监管理念来重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此,在金融法律制度变革方面需要扩大对证券法律概念的界定,厘清公募与私募的法律界限以及重新理解信托的法律属性。     

金融创新与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发展

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金融创新不仅可以促进金融自由化,而且也能促进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在金融创新浪潮的推动下,各国出现了一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创新的浪潮。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创新表现为金融监管法律理念的创新、主体创新、监管模式创新以及金融监管运行方式的创新。而金融监管法律价值目标的重新定位、机构的创建、审慎监管立法的完善以及监管执行的国内国际的协调与合作,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型审慎金融监管模式,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和促进了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     

试论我国金融互换监管体系的构建

互换与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一样,是一把双刃剑.在可以规避风险的同时其自身也有较大风险,而市场并不能够全面防范与控制,因此有必要对互换进行监管.我国金融互换自开展以来得到飞速发展.对其监管也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监管法规、监管主体、监管职能等方面依然有待完善.因此,初步设想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以法律法规为依据.构建一个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行业自律为补充,注重金融机构内控.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的监管体系.从而为我国利用后发优势发展互换.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提供保障.     

论加强保险业监管的法律对策

文章对我国保险市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非均衡性增加了保险市场的风险,业务机制建设跟不上业务的发展,使保险市场的风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同时法律意识与保险监管立法的不均衡也是保险市场风险产生的原因。作者提出加强保险监管的建议：在立法上明确保险监管的原则、监管的重点、方式和模式;确认保险公估制度和规范精算师事务所;加强保险监管的基础性建设,健全保险内部控制体系;建立保险行业协会,构建同业自律机制等     

规制与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法品性的再证明——解读美国金融改革方案之法学理念与基础

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而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是一部金融规制与监管制度的改革方案,解读该方案宜从金融法理念入手.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和管理,监管是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及其活动是否合规所进行的监察、督促、组织、协调、控制等行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理念根植于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管制和监管的目标主要是防范系统风险,保护投资者、存款人、被保险人,提高效率.方案再次和反复证明了规制与监管是金融法的品性.     

构建智能环路监管机制——基于数字金融监管的新挑战

面对金融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传统监管机制显现出监管滞后、监管失效等方面的无力和脱节。数字金融监管在风险控制、监管方式、监管模式上面临新挑战,应以科技化监管为核心,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手段,实现风险的综合动态监测,推动监管向科技型、统筹型转变。在金融智能监管系统的基础上,构建由事前准入及测试、事中实时动态监测、事后风险处置反馈系统组成的智能环路监管机制。     

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金融深化的突破口,对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制、运行方式和运行效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给金融法律监管带来了挑战。金融法律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对金融创新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在互动过程中,共同促进金融业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的关系,指出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中的一些不足,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论后次贷危机时期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法律监管

内部交易指金融企业集团内被监管实体直接或间接地与集团内其他实体履行契约性或非契约性、支付性或非支付性债务所进行的任何交易,在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潜在风险。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规范有赖于内控机制建设、外部监管、市场披露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我国目前正在制定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正是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施加内部控制的法律义务来实现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