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分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对社会系统各领域的一种调节方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调节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自计划经济阶段开始,一直实施行政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而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今天,这种管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基层社会管理而言,行政全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基层社会生活管理的需求,为此,要对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而社区自治是较为合理的管理模式.为此,本文从社区自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旨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     

增权视角下残疾人自助小组的社区融入功能研究——以厦门市X自助小组为例

促进残疾人融入到社区的生活,不仅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残疾人自身能力的建设。但残疾人个体主动参与的意愿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就需要有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将残疾人组织起来共同致力于摆脱自己的弱势地位。本文拟运用增权理论,将厦门市B社工服务机构组建的手工花自助小组的5名残疾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法、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收集资料,来分析和探讨在自助小组中,残疾人如何通过相互间的学习及能力建设实现社区融入。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人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思考

正县(市、区)司法局和司法所是司法行政的基层基础,承担着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等多项职能,在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稳则全局稳。人力资源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创新发展的最活跃和最根本的要素,科学配置、有效利用好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司法所的人力资源,对于稳定基层司法行政至关重要。笔者对山东省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编制配备、人员利用进行了认真调研,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也对如何科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增权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报告——基于对400名河南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时其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科学价值。本文从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七个维度出发,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河南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现状。并运用增权理论从个人、人际、政治三个层面探讨提高这一群体幸福感的办法。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改革预测——基于“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为“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即大部分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交由人民法院来实施,这在法律实践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如行政强制执行难、执行效率低下等等。由此非常有必要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进行改革,而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不用说以行政机关自力行使行政强制执行为传统的德国和日本,即使在英美等少数实行司法执行模式的国家,法院也并不具体负责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而是专司裁判,具体实施依然交由行政机关去完成。在最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部分条款中也体现着同样的趋势。本文认为未来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将会朝以下趋势发展：大体延续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具体实施权逐步交由行政机关实施。     

“3＋6社区司法工作室”：城市基层司法行政便民服务新方式的探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第十一次专题汇报会上指出：要＂全面落实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把改革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     

民主、自治与法治:“周期率”问题再思考——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一场学术对话

"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延安窑洞对话中(即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自谈话以来,成为迄今为止不断引起理论家和政治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历史和实践问题。从国家治理视角看,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时空延展递减率"问题;从"地地得人,人人得事"这一句话中,可以发现黄炎培对"地方自治观"情有独钟;从毛泽东的"动商"以及反科层官僚主义的政治性格中,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一位坚定的"运动民主论"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中,可以理解邓小平"民主法治观"的政治关切所在;"地方自治观""运动民主观"与"民主法治观"实质上都是解决中国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不同方案,如果能够实现三者间的通融即"通三统",我们将更有希望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在社区推行“议行分设”的实践与思考

如何推进社区实现居民自治,解决社居委行政化问题,是镇街和社居委强化基层民主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2007年以来,合肥市蜀山区在全省率先推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区镇、街组建41个社区工作站,实行“议行分设”,开创了社区工作的新局面。     

“疫情不走,我不走”——“疫”线上的河南省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后,河南省司法行政机关及时动员部署战胜疫情,在抗疫工作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无畏无惧、可敬可爱的基层司法行政人。现在,我为你们守护2月18日,延津县魏邱乡7名农民参加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后回乡。     

试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统一标准——以“行政主体—实际因素考量”的逻辑

近年来,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的讨论如火如荼,但是主流的逻辑均是对某一具体事项应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个性分析,缺少能够普遍适用的分析标准。本文拟提出"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效力—实际因素考量"的逻辑过程,作为判定某一具体问题是否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统一标准。     

检察权与基层行政管理的对接——对天津市宝坻区“一站三中心”模式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社会又处在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现期并存的阶段.如何发挥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以我区在镇街建立的“一站三中心”为考察对象,解析检察权与基层行政管理“对接”原因,探讨我院实践中参与“一站三中心”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式、方法,并提出完善措施,从而切实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公益保护、行政处罚与行政公益诉讼——杭州市药监局江干分局“撮合私了”案引发的思考

药监局"撮合私了"行为的实质是放弃处罚权的不作为违法。销售假药之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同时破坏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秩序。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公共利益具有潜在危险性和主体不特定性特点,只有通过行政处罚才能修复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公共利益,所以,应当原则上禁止"撮合私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只是这个原则的例外,是在违法行为社会危害不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受害人补偿、调查成本等因素的制度选择。基于行政执法程序天然的利益对抗不足之缺陷,为了纠正随意"撮合私了"之违法行为,保护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与公平竞争权,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牵住提升基层司法行政服务质量的“牛鼻子”——江西省萍乡市司法局着力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正>"把司法所建成服务党委政府依法治理的重要力量,满足基层群众法治需求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江西省萍乡市司法局以此为目标,主动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要求,通过着力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牢牢牵住提升基层司法行政服务质量的"牛鼻子",使基层司法行政履职服务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司法视域下“被遗忘权”的逻辑推演与论证建构——以我国首例“被遗忘权”案的分析为切入点

以我国首例被遗忘权案的分析为切入点,将被遗忘权置于司法的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二阶结构中来进行阐述,不失为一条在司法视域下探讨被遗忘权的有益进路。在内部证成结构内,通过对首例被遗忘权案判决的逻辑梳理与检视,可发现其中概念与结构的逻辑缺陷,厘清被遗忘权案的逻辑推演。在外部证成结构内,判决应进行利益正当性法律保护必要性权衡被遗忘权与其免责事由三方面的论证建构。其中,利益正当性应作应然与实然的分析;法律保护必要性可通过公共利益矫正正义常识等后果主义论辩来证成;被遗忘权与其免责事由可通过重力公式来权衡。两级证成最终为被遗忘权案件的判决提供既具有规范性同时又保有可辩驳性的论证框架。     

构建法治理性的权力间对话机制——政治学视角下的行政审判“白皮书”

本文尝试从政治学视角出发,在对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政治沟通功能的理论基础及政治沟通的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分析基础上,结合政治沟通机制的特点和"机制"的概念,从机制的理念要素、制度要素和行为要素三个层面提出构建行政审判"白皮书"政治沟通机制的建议。     

最佳行政指引下的变迁——从“禁猪令”思考民众在最佳行政中的参与路径

最佳行政话题成为当下各国行政法理论研究方兴未艾的领地。笔者通过对“禁猪令”事件在合法行政和最佳行政两种视角下的分析，归结出两者的重要区隔在于利害关系定位的半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最佳行政的视角，提出应循着最佳行政的脉络，追寻利害关系的还原，建立程序上的参与保障机制。     

浅议基层人行纪检监察“三转”再深化的实践与思考

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用铁的纪律打造纪检监察队伍。这是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一项十分重要的部署,既对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但是,从近两年来基层人民银行在推进纪检监察三转工作的实践中发现,在落实三转要求,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的同时,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为此,本文结合基层纪检监察三转工作现状,谈几点个人看法。     

“两分两换”背景下的失地农民就业权研究——以浙江嘉兴为例

浙江嘉兴率先在全国实施的"两分两换"制度是为应对中国加速城市化进程背景下,为兼顾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更好地实现而选择的一种社会实践,农用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变为失地农民,进而转变为市民,但是由于以往的身份背景和经历使得失地农民就业时权利极易被侵犯,引发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失地农民,这是一个极易被忽视也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群体,文章以"两分两换"为背景,厘清失地农民就业权的问题,以期失地农民就业权能够更好的实现。     

何以个人信息权为新兴(型)人权——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新时代背景下的思考

建立在个人信息搜集、处理之上的科技新浪潮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引起了包括法学界在内的普遍关注和讨论。然而,这种科技新时代却将人类置于前所未有的新危险和危机之中。权利是人们对现实和可能存在的侵害、危险的保障诉求方式。在这种科技新时代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仅仅从民法、行政法或刑法层面作为一种权利进行讨论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个人信息权应当被视为一种新兴(型)人权,以使我们更深刻认识到科技新时代可能带给我们的难以预料的危险和风险。     

整合行政资源,提升服务效率——桐庐县推行行政审批“多证联办”的实践与思考

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当前,各地纷纷就提升服务效率进行了积极探索。桐庐县在充分借鉴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了"多证联办"工作机制。这对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效率,转变机关作风,是一个很好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