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账簿制度研究

商事账簿制度是现代商法中的重要制度 ,是商法贯彻商事事务公开性的重要手段 ,对于商人、商人的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意义重大。有必要对商事账簿的功能、商事账簿制度的历史、商事账簿的种类以及商事账簿的制作、保存和提交等制度作出全面和系统的分析。     

商事账簿在诉讼中的应用若干问题探讨

商事账簿在诉讼中可以作为书证使用，其真实与否起着至矢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论述了如何保证商事账簿的真实性以及虚假记载的商事账簿时责任承担人的范围、承担何种责任。     

中国商法:成长的烦恼

商法仍然是民法的特别法,但是并不因此取消其独立性。现代商法越来越具有商人法的性质,越来越注重商人的身份。因此,中国尽快制定具有统率意义的《商事通则》显得尤为必要。因为中国的商法体系中最缺少的就是商法总则中的相关内容——商人、商行为、商事登记、商事账簿、营业资产。     

《商法》（第二版）

本书按照《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立足于我国现行的商法制度，结合我国商事立法和商事法律适用的实践，对商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商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商事账簿、公司、破产、票据、证券、保险海商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论商事账簿及其法律关系的性质——兼论《商事通则》的不可行

根据《会计法》规定,并非只有公司企业等所谓的商事主体才需要制作会计账簿。通过对帐簿及其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分析,我们看到的是账簿及其法律关系根本上并不具有以平等自愿为特质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而是基于国家对经济事务和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强制调节与干预所形成的具有经济行政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就账簿及其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对于依法规范制账单位的内部管理,使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对制账单位经济活动或财务活动进行有效掌控监督,进而加强维护社会经济金融秩序等,要比在单纯商事范围内对之进行理解更具重要意义,也更能为在民商法与经济行政法的理念上提供一些新的价值思考。     

做假账的法律责任

账簿的真实性是如实反映商事主体经济业务情况的基本要求,但现实中,部分会计人员故意做假账,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秩序。应根据假账的不同类型,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确定做假账的法律责任。     

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我国的商事立法一直采用颁布单行法的模式。但实践表明,仅有具有个别领域特征的单行商事法律不足以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需要,还需要具有一般性调整特征的商事法律,即商事通则,规定调整商事关系的共同性规则。商事通则与其他单行商事法律都是民法的特别法,但其在商事法领域具有一般法的性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商事通则均不应追求商法典结构。     

商主体若干问题研究

商主体作为商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商事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各种商事规则和商事法律制度的制定,都要围绕商主体展开。因此,有关商主体的立法,就成为我国商事立法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学界对商主体的概念、资格等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拟从商主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是国际商法的主要渊源。但两者作为国际商法渊源各有其利弊。国际商事条约的一些内容往往是对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的编纂,但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并不因为被编纂就消失了。相反,在作为国际商事条约的一部分而被编纂的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缔约国具有确定的约束力的同时,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非缔约国仍然具有约束力。在具体的商事案件中,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因国际商事条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基于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应予以重新考虑并加以完善。     

证券登记制度研究——兼论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由于证券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证券投资成为商事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商事登记制度中,证券登记制度应是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证券登记制度也发展了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即传统的商事登记制度专注于商事主体地位的确立,而证券登记制度则注重于商事(证券)主体权利状态的确认和商事(证券)行为状态的确认。     

《中美经贸协议》中商业秘密的规定及我国应对路径

商业秘密的保护已经成为了《中美经贸协议》规制的主要问题,《中美经贸协议》对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从文本格式和文本内容两个角度分析《中美经贸协议》关于商业秘密的规定,指出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模式及现行法律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我国应当从宏观上转变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模式建立商业秘密专门法保护制度,现阶段应当加强我国涉外经贸中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规范、修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规定、增大政府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义务。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兴起及其督促机制的完善

伴随着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兴起,我国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在这种情势下,国内银行纷纷采取行动回应这个问题。不过,从实践来看,在这场已略显“喧嚣”的国内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中,“督促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始终制约着运动的实际效果。为此,建立“硬法”与“软法”并施、外部督促力量与内控督促制度相结合的“督促机制”是提升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之效果的重要方面。     

“交易习惯”研究

习惯、习惯法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近现代各国都比较重视习惯法的研究工作 ;相反 ,具有数千年习惯法 (礼 )传统的我国对习惯法的研究却甚少。新通过的《合同法》用九个条文规定“交易习惯”的适用。本文认为 ,合同法所言“交易习惯”即指习惯法 ,其成立要件及其在合同法中的作用在文中将得到具体讨论。文末 ,作者还对交易习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的具体实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外贸豁免制度的贸易保护功能研究

随着各国贸易保护战略的推进,反垄断法作为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工具,与贸易保护政策间的互动关系日益紧密。对外贸易反垄断豁免正是各国为满足贸易需求而普遍适用的竞争政策,它对于促进一国对外贸易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国内产业利益具有特别的功能和效果,但其适用也受到限制。根据发达国家的有关立法和实践,我国《反垄断法》下的外贸豁免制度尚需完善,惟有如此方能确保其必要的贸易保护功能得以有效发挥。     

论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发展趋势——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回顾和展望

在对外开放的30年中，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也随之得以产生和发展，并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框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改革当初以企业立法形式确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当前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下，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必然地会从目前实行的“双轨制”企业立法阶段发展到国家宏观调控立法阶段的外商投资法典制阶段，从而使外商投资者和中国国内的各市场经济主体一样，在中国享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国民待遇。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对推进国内改革与世界市场开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属于自由贸易园区(FTZ),不同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自由贸易区(FTA),也不同于传统保税区,具有"境内关外"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贸易便利化举措必然使其成为知识产权侵权避风港的可能性急剧上升。但由于相应制度的缺失和认识的偏差,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能成为知识产权海关执法的模糊区甚至空白区,同时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寻求的便捷、高效的知识产权市场监管模式和纠纷解决机制相距甚远。从相关国际条约的立法和国内外自由贸易园区的实践来看,在自由贸易园区内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是现在和未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必然趋势。因此,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应加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建立知识产权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我国涉外经济法制转型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正式获准成立,这是中国法治转型中的重大创新。上海自贸区内通过临时性的授权调整,逐步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此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投资领域努力扩大服务业的投资开放、促进外商投资准入制的转轨、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法律体系;在贸易领域积极推动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在金融领域应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实现"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的互动;并在争议解决机制构建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冲突与协调——以晚近区域性投资条约及相关案例为研究对象

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环境损害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社会已开始尝试运用贸易投资条约防范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消极环境影响。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法立法新模式,在其投资章节中规定了环境条款,试图兼顾投资自由和环境保护两种利益需求。虽然实践表明,该协定仍然没有有效协调投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在执行上出现了诸多法律冲突,但该协议所彰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不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立法理念和原则,可能会成为未来国际经济法中重要的理念和原则,将会对未来国际投资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Keywords,case law and the Court of Justice: the need for legislative intervention in modernising European trade mark law

Recent preliminary references to the CJEU on online keyword advertising and registered trade mark infringement have exposed the challenges facing EU registered trade mark law in its response to new technologies. These case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pose provide a timely prism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European trade mark law-making process and the role of the CJEU within that process. This article will employ an analysi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CJEU has developed certain key new aspects of the law on ‘infringing use’ to explore concerns over the CJEU's role and approach. It will be argued that, driven by policy considerations, the CJEU has acted creatively to develop the law of infringement in ways that cannot be sustained by the TMD and CTMR and which are likely to cause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going forward. Wi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urrently considering reform of Trade Marks Directive 2008/95/EC and Community Trade Mark Regulation 207/2009/EC,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forward-looking legislative intervention than has yet been proposed and that such intervention will be essential to restoring balance in the European trade mark law-making process.     

《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

《晋书·则法志》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集中反映中国传统法哲学的经典作品.在法本体论问题上,《晋书·;刑法志》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整体论”的法律观,即法律是一种复合物,呈“三位一体”结构,其权威也是建立在“复合型权威”基础之上.在法认识论问题上,《晋书·刑法志》叙述了晋代的人们在“法律科学化”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在法律方法论上,《晋书·刑法志》表达了尽理为法、奉法循理等科学的司法理念.《晋书·刑法志》中的法哲学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