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因不予行政许可决定而引发行政复议案的法律思考

本案是一起因行政干预而致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上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和行政不作为的行政复议案，由此引发的有关法律思考愿与同道共同讨论、商榷。     

“软法”与“软组织”——对巴塞尔银行监管体制的再认识

巴塞尔委员会通过发布一系列软法性质的巴塞尔协议推动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在促进各国监管规则的协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相较于传统国际法中的以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条约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巴塞尔监管体制的运作方式是比较独特的。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取得的成就与其软组织性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软组织性与寡头俱乐部的实质又决定了它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局限性。     

论市民社会的权利——对个人、社会、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应是一个与国家和个人相区别的独立主体,赋予它权利对保护个人权利、控制国家权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个人、社会、国家的基本关系出发,对市民社会的权利生成机制和基本原理及其具体类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另一个侧面讲,论述市民社会的权利并不是本文的终极价值,本文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论述社会权利生成的原理解析个人、社会、国家的互动关系。     

论软法与硬法在多维界分中的渐变——以《巴塞尔协议》为视角

传统上而言,软法与硬法以法律约束力为基本的界分依据。但是,面对多样化的法律现象,国际法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机制,即依据义务、精确性和授权三个要素的强弱程度,对软法和硬法进行多维界分。作为国际金融软法的典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塞尔协议》在监管实践中不断“硬”化,从而成为全球银行业的“监管大法”。对我国而言,在承认和采纳如《巴塞尔协议》这样的软法时,需要综合观察其调节功能、监管效用以及所引致的连锁反应,需要秉持足够谨慎的态度将其转化为更加明确和具体的国内法,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动国际金融软法的渐变。     

对一起“第三者”受遗赠案的思考

法律和道德既有社会和文化渊源上的联系 ,又有制度上的联系。社会公德应属于《民法通则》第 5 8条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违反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无效 ,但对此种社会公德的认定应十分慎重。     

“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为切入点

中国法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界目前主要是利用这一框架进行范例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这种范例的研究对该框架的效力进行证明,并在打通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在渐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为实现现代化法治进行论证。"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取得成果颇多的领域。法学界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并未保持必要的警醒,对该框架的理论前提或预设很少质疑,而对于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也没有深刻的把握。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相关研究进行检视,并对这一框架背后的理念支撑进行分析,这或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许可是对禁止的解除——论行政许可立法中的“谦抑性”

“谦抑性”在法学研究中通指为刑法应具有的价值取向。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一书中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法(而用其他刑法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我们认为,刑法的这种价值品性与行政许可法立法的价值取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换言之,行政许可立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包含了“谦抑性”,并通过具体法律…     

作为法律实用主义的“权利话语”——以一起“难办”案件的“能动司法”为切入点

在一起"难办"案件中,法院贯彻执行了能动司法的政策,借助权利话语的修饰,做出了"圆满"的裁判。虽然这个裁判的合法律性令人质疑,却具有相当的公众可接受性。权利话语背后是法律实用主义,它以务实的态度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法律实用主义是能动司法的实现模式,值得"认真对待"并审慎合理地适用。     

以“法律上利害关系”为入口的公益之诉——兼论法官在行政审判中的“合社会性”思维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法院对于行政诉讼原告的包容性应该是不同的,而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得不承担在两个占有社会资源并不等同的群体之间的利益调节的重任,所以,行政审判在解决社会纠纷时难以回避原告资格这一尴尬的难题。面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迫切以及相关制度的匮乏,试图充分发挥解决纠纷功能的人民法院,只有在已有规则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并在结合司法权和社会本体＂视域＂的前提下,铺展法官自由裁量权,提升司法行为的意义,设计出适合时代需要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对“软法”概念的冷思考——兼谈对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正确理解

我国现当今理论界的软法探讨需要认真进行整理和反省。细加分析，软法所设定的诸多立论依据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而卢曼的社会学理论在此讨论中的引用多属一种“误用”，对其进行全面和准确的理解恰好会对软法的概念起到一种否定性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应当多结合法律、政治等诸系统的特性进行科学性分析。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以行政指导的发展为视角

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导是我国现行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已导致行政法理念由控权论向平衡论转变,以非强制的行政指导为主导将成为中国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与现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存在诸多冲突.为此,必须重构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定位行政行为的性质、重新构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行政救济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行政自制与中国行政法治发展

行政自制作为行政法治发展的路径之一，既与宪政和外部行政法的前提和框架作用密不可分，也是行政自组织的必然结果。行政国家的权能扩张已经使立法机关的事前控制和司法审查的事后控制力不从心，除了加快宪政和外部行政法建设之外，完善内部行政法，通过行政自制弥补外部行政法的功能性不足，以此推进中国行政法治发展，是一条必要的、有益的、有效的路径。     

法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行政程序

从法社会学的视阈研究我国的行政程序,可以从法律规范之外的视角全方位地观察和分析我国行政程序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将来的努力方向。从法社会学的进路研究中国的行政程序,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中国行政程序的发展,二是在平等基础上重构行政程序主体的角色和地位。     

软法与行政自制的控权机制探讨

以硬法与外部控制为代表的硬性控权管理机制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和外部主体对行政权进行强制性控制;而以软法与行政自制为代表的软性控权管理机制则强调行政伦理和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对行政权进行更具柔性和灵活性的控制。尽管软法与行政自制能够有效弥补硬法与外部控制的不足,但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控权效果。     

误读行政法及其对经济法的危害

控制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应有之意,也是行政法为行政机关设定义务和责任的目的;但是,受近代德国和前苏联行政法的影响,中国行政法长期被误认为政府管理公民的工具。误读行政法不但混淆行政法和经济法的关系,而且造成人们对经济法的错误理解。     

法经济学视野中的行政法与民法的分界

对于不当行为,立法者是选择民法还是行政法进行控制,一般需要考量四个要素：当事人与行政主体掌握的行为风险信息方面的差异、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索赔威胁大小和行政成本。对于损害小、损害集中且发生率低的日常行为,应选择民法进行规制;对于发生率高、损害大、发现率低、损害分散的风险行为,行政法进行控制的社会效果更为明显。当同时选择两种控制机制时,遵守行政法规一般不构成加害人对抗受害人诉求的抗辩事由。     

论行政法法源的功能与适用简

行政法法源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行政法法源的功能在于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为法官“找法”设定路径.行政法法源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是区分行政法法源效力等级的一般原则.行政法法源的适用遵循效力优先和适用优先双重原则,这两个原则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环节和前提条件.     

构建法治和谐社会与公安行政执法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安依法行政有着一致的终极目的。公安行政执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重要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赋予公安公正执法重要机遇。加强法治素养、谦抑警权,合理配置公安司法行政权力;提升警民关系;应改进公安执法的意见和措施,特别是要着力强化亲民、公正、法治等三个意识,在执法全过程中体现法治与和谐的要素,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国行政法律文化30年演变与发展

行政法律文化是行政法治的灵魂,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律文化,直接影响着该国行政法治的水平。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的行政法律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嬗变过程中,即由权力本位逐步在走向权利本位;管理行政理念正在让渡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治理念亦在渐渐取代行政人治理念,责任政府理念、民主政府理念、诚信政府理念等已成为民众的内心渴望和追求。现代行政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并进一步繁荣、发展,推动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论行政法解释的发生条件和存在形态

行政法解释是行政法适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由于行政法的适用的特点和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决定了行政法解释必然存在着行政机关的解释和司法机关的解释两种形态,同时决定了行政法解释两种解释形态的不同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