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及其限制

美国宪法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明文规定，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mpv．Madison）一案中确立的。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就利用手中的这个武器，对国会立法和总统行为不断进行合宪性审查，从而担当起了宪法捍卫者和人权保护者的角色。无可置疑，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最高法院的最高权威来自于公众和其他机关的信任。为了不破坏这种信任关系，为了维持三权分立体制的有效运作，最高法院在不断扩张自己权力的同时，也在不断为自己的行为设定界限。本文结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及其限制

美国宪法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明文规定，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v．Madison）一案中确立的。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就利用手中的这个武器，对国会立法和总统行为不断进行合宪性审查，从而担当起了宪法捍卫者和人权保护者的角色。无可置疑，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最高法院的最高权威来自于公众和其他机关的信任。为了不破坏这种信任关系，为了维持三权分立体制的有效运作，最高法院在不断扩张自己权力的同时，也在不断为自己的行为设定界限。本文结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     

论合宪推定不适用于我国合宪性审查

合宪推定起源于美国特定的宪法时刻,是最高法院脆弱时期的一种司法退守,也是司法立宪主义之司法克制的体现。依托三权分立,通过推定经济和社会立法合宪,法院承认民主的立法机关享有干预市场的立法形成自由与裁量权。我国合宪性审查不同于合宪推定,民主集中制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宪法监督服膺于"自我革命","民主集中制"不同于分权,"自律"不同于制衡之"他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并非基于怀疑和不信任,而是出于"自我完善"的需要,目的是实现"良法善治";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不同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判断经济社会立法符合宪法是"自我肯定",而非"合宪推定"。我国没有区分政治与经济社会立法的宪法传统,合宪推定之合理性基准不适用于对经济社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适合的审查方法是以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秩序统一为鹄的,遵守"积极法律保留",通过适用政治审查、严格合理性审查基准区别对待,分类审查,在正当化立法裁量与限制基本权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兼顾民主主义与个人自由双重价值。     

论美国总统对外战争的权力扩张

美国总统在美国对外扩张与对外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的反恐战争中,利用美国面临的一次次国家安全与外交危机,逐步突破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力的限制,不断扩张他们的战争权力,在外交政策制订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形同消亡。今天,在战争权力领域,美国总统拥有太大的权力,已经背离了民主原则而走向独裁。     

司法权的“自制”与行政权的“暴走”——以日本宪法解释中的“统治行为论”为视角北大核心

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战后民主制度设计及运行过程中司法权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的必然结果。针对所谓高度政治性的"统治行为",日本司法机关从"砂川案件判决"开始,就已经自行限制宪法赋予的司法审查权。日本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司法审查权的自我限制,也导致日本宪法秩序在面临国内外压力时出现崩解的迹象。日本内阁可以通过改变宪法解释,规避、甚至架空作为日本和平宪法"灵魂"的第9条,足以说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司法权以合法性,行政权力失衡、脱序与暴走也将无法避免。     

司法权的“自制”与行政权的“暴走”——以日本宪法解释中的“统治行为论”为视角

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战后民主制度设计及运行过程中司法权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的必然结果。针对所谓高度政治性的"统治行为",日本司法机关从"砂川案件判决"开始,就已经自行限制宪法赋予的司法审查权。日本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司法审查权的自我限制,也导致日本宪法秩序在面临国内外压力时出现崩解的迹象。日本内阁可以通过改变宪法解释,规避、甚至架空作为日本和平宪法"灵魂"的第9条,足以说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司法权以合法性,行政权力失衡、脱序与暴走也将无法避免。     

美国最高法院能动主义司法哲学述评

美国最高法院中的能动主义司法哲学意味着最高法院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解释《宪法》条款和运用司法审查权,更加积极地看待最高法院在社会进程中的政治角色,特别是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能动主义哲学是美国《宪法》得以历久弥新、保持与时俱进生命力的原动力所在,并且在当代美国平等权利观念的发展、联邦制特点的变化、最高法院自身宪政地位的提高以及宪政体制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文化多元时代司法能动主义哲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浅析美国总统的战争权

长期以来,有关美国的战争权力分配问题一直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美国宪法意图遏制总统的战争权,但在美国的历史和具体的战争实践中,总统的战争权不断扩张。尽管国会也曾试图扭转总统在战争权上的主导地位,但由于战争特有的性质和惯例的作用,总统在战争权力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而且随着安全威胁的多源化,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试述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价值理论

司法审查作为美国司法制度于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并已走过200多年的历史。尽管从其诞生之日起,司法审查制度就因其并非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所明示的权力而饱受争议,但司法实践证明,稳定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适合美国的政治制度,司法审查权是美国宪政制度的基石。     

论最高法院院长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以司法改革为视角

在引发我国司法体制和法院系统运行极大变动的司法改革之中,最高法院院长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而在历次司法改革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鲜少对我国最高法院领导下的司法改革进行立法与监督。这使得最高法院院长在司法改革中的权力急遽扩张。故而,规制最高法院院长的权力行使,捋顺其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宪政制度中司法审查权的制衡作用－从“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件谈起

美国费城会议在讨论美国第一部现代民主的宪法—— 1787年宪法时 ,立宪者认为 ,宪法不仅仅是一种政制构架 ,其真正意义在于它同时是“宪政”,即将成立的政府都要受到宪法的制约。宪法必须为政府提供手段 ,使之有效运行 ;但同时又必须清楚地划定政府权力 ,以维护个人自由。宪法的至上性是其最重要的品格。而在信守并实践这种宪政 (有限政府、权力分立制衡和保有权力 )的承诺的历史过程中 ,美国人越来越首肯司法审查权的作用。司法审查制度被认为是美国宪政的最独特的贡献。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宣告联邦最高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自 180 3年…     

对"齐玉苓案"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最高法院关于齐玉苓一案的批复涉及到对宪法第46条的解释,而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并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齐玉苓一案不需要直接适用宪法,不必用宪法去解决一个用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该案件的性质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宪法诉讼。尽管如此,齐玉苓一案以及最高法院的批复对推进中国宪政体制改革仍然有积极意义。     

论宪法的司法适用

宪法的司法适用对于树立宪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保障公民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 ,宪法的司法适用需要人们改变对宪法的一些错误认识 ,尤其是人民法院应该冲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 ,积极地适用宪法来进行审判活动。同时 ,在不根本突破现行的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 ,努力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创造条件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成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等。本文还就宪法司法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作了分析 ,以使宪法的司法适用更具合理性。     

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反倾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司法审查的主管机构、司法审查的范围、提起司法审查的主体以及司法的审查标准等内容,是美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宪法原则的体现。中国企业在应对美国的反倾销指控时,应充分利用该司法救济制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要注意该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的局限性,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困境分析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我国的法律审查和解释体制相悖,也与我国当下的权力结构及其目标不相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代表了党的主张、意志和国家政策,司法审查会遇到正当性和现实性的阻碍。贸然推动静悄悄的宪法革命,不仅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反而会影响进一步的改革。考虑到我国"弱法院"的事实以及法院的使命和任务,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并不能实现它的目标。法院和法官的能力和素质也不能保证司法审查的权力运用良好、实现目标,同时不被滥用。司法过度政治化是这种主张带给法院的不可承受之重。     

一场“滥用”法律的反恐战争——读Power and Constraint:The Accountable Presidency After “9·11”

美国"9.11"之后的反恐行动以各种法律为支撑。前"9.11"时代的战争后遗症与对战争失败的舆论批评促成了政府行政机关内部法律制衡权力滥用与司法制衡的双重管道。"9.11"后初期的反恐战争虽然放大了总统拥有的行政权,但是在一系列司法裁判和之前形成的内部制衡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反恐战争的宏观与微观层面均被法律"统治"。制度的改革惯性、法律阶层的特殊地位以及舆论监督是解释法律何以在反恐战争中被"滥用"的可能动因。     

行政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

行政裁量基准能否司法审查,取决于裁量基准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宪法至上"理论和"司法最终"原则决定了裁量基准不能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就我国现行法制体系而言,司法审查应扩大其受案范围,采取依申请和依职权相结合、附带审查与直接审查并存的审查方式,秉持"合法性审查"的标准与"合理性尊重"的态度。     

日本的法院体系及其国民对法院的评价

日本依据宪法、法院组织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设置了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根据宪法第76条1款的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根据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法院的法官是通过不同的形式任命而担任特别职务的国家公务员,法官除受正式弹劾、国民审查或依据其它法律规定因身心障碍被裁定为不能行使职务外,不得违反其意愿予以罢免、转职、停职或减少报酬。     

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反垄断审查规则及启示——美国最高法院FTC v.Actavis,Inc.,et al.述评

在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Actavis,Inc.,et al.案之前,巡回法院适用"专利范围测试原则"、"快速审查原则"等不同规则审查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的合法性,最高法院通过该案统一了认识,明确反向支付协议反垄断诉讼应适用"合理原则",该规则以及其背后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于有效规制将在我国出现的反向支付协议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为范例

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的成功实践表明,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成为保护被追诉者乃至普通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无理侵犯的甲胄;俄罗斯建立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艰难实践却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实现需要突破重重难关,尤其是改变旧的权力格局,确立新的权力结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并落实司法审查机制,同样需要完善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实现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