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认定程序之比较研究——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为例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启动房屋强制征收的唯一合法理由。为增强房屋征收决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通过事前调查、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向相关部门及专家咨询等方式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进行程序规制。     

公共利益的双维度界定——以城市房屋拆迁为视角

公共利益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法律术语,然而由于对此概念的界定模糊,出现了一系列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权力的现象。而学界大都是从实体上界定此概念,对其程序保障的规定却是凤毛麟角。这直接导致了对行政相对方程序保障上的缺失。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合法合理地界定＂公共利益,是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论法官中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以行政法的视角分析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一样,都是实现公共目的的工具。司法应当独立、法官应当中立和司法应代表、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是完全相容的。从司法权及司法活动的本质目标分析,法官应当维护公共利益;从法官所造之法的本质与功能分析,法官应当维护公共利益;我国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应当是维护公共利益。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没有确立相应的理论标准,规范中也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也缺少相对统一的做法,这就导致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事实上处于一种制度边缘化的存在,不能发挥核心作用。理论上,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包括明确价值和受众的导向,需具有行政性特征,具有可诉性,并且要考虑地域和层级间对公益判断的差异。理论标准导入规范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分性。国家利益以国家意志和发展需要为导向,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重大政策性文件加以确定;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处于开放状态,除部分列举外,考虑到地方公益的差异,宜将判断的权限下放至行政公益诉讼各参与主体,最终由法院在各方意见基础上加以判断裁决。     

以公共利益的名义

公共利益自人类社会出现私人利益起便如影随行地存在,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条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石。公共利益在国内外的法律条文中普遍出现,然而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准确的界定。现实的操作中,公共利益常常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由于不确定性和程序性标准的缺失,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滥用行政权力的现象屡有发生,使得政府的威信被破坏。基于此,积极界定公共利益、探索公共利益的法律实现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民法上的公共利益——以合同法为中心

公共利益在法律上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概念,相当于传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属于＂法内漏洞＂。对于这一漏洞,必须根据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对第三人的效力）来填补。合同法和物权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方式和着眼点是不同的。在合同法上,公共利益的类型化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在物权法上,公共利益的类型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论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法律界定

社会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之必要与可能的前提性条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其内容与具体表现形态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因此很难给其下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但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已给我们的立法、司法、行政实践带来了麻烦,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对现代文明社会之公共利益的共同特征进行原则性的框定,以期通过“证伪”的方式达到明确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与表现形态的目的。     

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选择与立法模式

个人本位取代社会本位的趋势并不能否定公共利益的本意;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制约可以通过在宪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抽象界定实现;地方立法机关有权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不能与全国人大的界定相冲突。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选择,应采取由宪法进行原则性界定,由涉及公共利益的各法律文件进行具体界定的立法模式。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不作规定,而由有关单行法律作出规定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不能成为立法机关逃避立法义务的理由;在私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界定公共利益是不得不为之举。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家政服务业立法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

新公共服务是关于公共行政在将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借助此理论中的公共价值、公共责任、公民参与等理念,解释昆明市家庭服务业立法政策议题从产生形成、反复论证到被暂缓实施这一过程的原因,凸显政府公共服务精神与战略决策能力在发展民生工程、体现民主与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简论

《宪法》和《物权法》都规定了征收行为要合乎公共利益目的,但都未对之做出具体解释。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行政权的严重滥用,政府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进行商业开发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屡屡激发社会矛盾。因而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以便在实践中严格判断某项行为的实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目的。公共利益大体是指不确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具有整体性、不确定性、相对性、非盈利性和必要性,不同于国家利益、政府利益、集体利益,是可以通过其具有的实质判断标准———明确合法性、公共受益性、合理必要性和形式判断标准———公开参与性、权力制约性对实践中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的。     

公共利益视角下的国际互联网治理

互联网治理是互联网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当前的治理模式被发达国家主导,合法性遭到质疑,缺少国际法理的支持并且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目前的互联网治理变革还在多方的争夺和博弈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需要保证国家、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共管,维护攸关方的权益,符合现有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正积极参与到国际互联网治理中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互联网治理变革发挥积极的作用.     

保证公共利益目的实现的方法 ——以《行政许可法》为中心

公共利益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社会成员享有的利益,其主体的范围和利益的内容随着情形的变化而不同.既然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很困难的,着力点就应该放在保证公共利益目的的实现上.<行政许可法>中涉及公共利益的条款共有五类,其具体含义和实现公共利益目的的方法各不相同.     

企业基本经济权利的限制及其限制—以宪法公共利益为视角的探讨

企业基本经济权利作为宪法保护的企业享有的对抗国家公权力非法干涉的基本权利,其受到限制的唯一正当理由是公共利益.也可以说,公共利益是在企业基本权利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确定的合理界限.以公权力限制企业基本经济权利的目的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作为限制权利的合法依据,本身也要受到限制,以便在企业基本经济权利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取得平衡.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探析——以立法解释为视角

刑法典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规定并不完整,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28日通过了相关的立法解释。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可以概括为组织性特征、经济实力特征、行为手段特征和非法控制性特征,其中非法控制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一般的犯罪集团最显著的特征。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准确地把握立法解释,四个特征需要同时具备,既不可随意降低标准,也不可刻意拔高标准。     

需求溢出、功能嵌入与混合型组织——理解当代组织结构形态的一种分析视角

组织结构类型研究一直以来是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随着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各种组织形态不断发展完善,并出现许多新组织形态。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组织观由于坚持方法论的化约主义和静态、机械的观点,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些新组织现象。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从“人类需求—组织目标—组织形态”层面来理解人类组织生活,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形态观。满足人类的需求是各种组织的终极目标和神圣使命,人类的各类需求组合成各种类型的组织目标集。为了最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权力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才有了功能相互嵌入,继而在这三类组织之间又出现了很多过渡性的混合型组织,如国有企业、社会企业、参公事业单位等。     

论公共利益的损害与保护——从搭公共利益“便车”的视角看资源浪费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好多上班族扮演着双重角色，在家精打细算，在单位却是个地球污染者。这主要源于公共利益的相容性，因此，好多人便坐享其成地搭公共利益的便车，浪费了公共资源。但公共利益还具有相关性，最终受损的还是个人利益。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我们必须全方位的努力起来，以保护公共利益。     

行政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公共利益是法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领域最根本的理由。现实中打着＂公共利益＂幌子践踏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迫切要求理论界对这一重大概念做出界定。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使得从实体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存在巨大困难。厦门PX事件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提供了生动的模型。公共利益需要通过公众参与程序来界定,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参与机制表达利益,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实现利益的平衡。     

公共利益:新公共服务与治理理论的联结点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 ,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 ,为此 ,新公共服务思想和治理理论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以多元化的管理、法治、责任心和回应性来促进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     

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路径选择——以人性为视角

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问题是一个新的廉政建设研究领域。国(境)内外实践证明,利益冲突是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是导致政府行政行为非法性、政府信任危机的必然逻辑结果,其产生根源于人性趋利的本质特性。因此,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须以人性趋利的本质特性为基点,以利益阻隔为路径,以制度的针对性、操作性与实效性为目标。基于此须设立防止利益冲突三道防线:建立良好的公职人员职业保障体系,让其不想;加大利益冲突的个人成本,让其不敢;创新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让其不易。     

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博弈——基于权利成本与政府负担的视角

任何权利的实现都需要成本，无论如何，该成本都需要由政府支付。基于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角色，权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不可避免。二者之间的博弈就在于权利的实现需要成本的支付，公共利益的实现也需要政府来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