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究竟意味着什么?

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出现一些群体性事件在所难免.一般说来,如果是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只要认真对待,还相对容易解决.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量.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     

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类型与集群机制研究

综合利益相关度和社会关系亲密程度两个维度,可以将重大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分为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紧密无直接利益相关者、松散直接利益相关者和松散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四种类型。结构性张力下的集体怨恨在特定区域内的集中呈现、紧密直接利益相关者行动形成的情景刺激、导火索事件的社会认知以及群体心理与行动的强化等,成为促使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各类参与者集群的重要机制。因而,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要针对聚集人群的不同类型、集群机制、群体互动的不同模式,形成风险管理与危机管理相衔接的综合治理格局。     

博弈视角下对切身利益受损型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增加。群体性事件这一社会现象是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矛盾、利益博弈的集中体现，应理陛看待当今多发的群体性事件。     

领导干部应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以其具有累积性、动态性与非线性等特点，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类型，并对社会稳定构成直接挑战。我国领导干部应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取得若干基本经验，同时，还面临着若干挑战。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及根源——以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为例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发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到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该类事件具有冲突肇因的偶发性、事件规模的扩大化、参与主体的非上层化、参与行为的非理性等特点。其体制机制的原因有利益分配制度的失衡导致阶层分化、政治权力制约缺失造成政治权威的失落、流动机制不健全导致阶层结构固化、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行为冲动；其社会心理原因有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强化了中下阶层的挫折心态、抑强扶弱的民族道德传统助长“同病相怜”的互助心态、新旧思想观念的交错撞击催生参与冲突的放纵心态、社会群体行为的盲从效应引发参与冲突的宣泄心态。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趋势特征与有效应对

当前群体性事件依然是危害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从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来看,呈现出参与主体成分多元化、由非法集资和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事件明显增多、无直接利益者参与众多、群体行动组织性与联动性越来越明显、行为激烈后果严重、多种因素交织事件调处化解难度增大、网络聚焦放大功能凸显对社会稳定冲击越来越强等特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张力加大和社会稳定性降低的表现,主要诱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利益受损、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心态失衡、决策不透明带来的社会不信任、基层组织涣散导致的控制弱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使事态复杂、应对能力低下引致的处置失当等。为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重视源头预防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建立主动的矛盾排查和预警机制、完善有效的矛盾调解机制、强化快速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做好扎实细致的善后工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面临深刻变革。各种利益冲突和利益重组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这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积极有效应对改革进程中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完善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各种机制,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应从利益分配体系、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政府权力制约机制、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和回应机制、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等五个方面加以完善,以期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党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的理论与实践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之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矛盾,由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同时出现了由非当事人参与其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面对新形势,我们党开始研究新的社会矛盾问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认识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为今天我们认识和处理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在内的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经验。     

创新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社会弱势群体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我们应当在法治的条件下,创新弱势群体在现有的体制内利益诉求的体制机制,使多样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法律渠道、制度途径表达出来,并尽可能得到实现。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对机制

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是学生对自身利益没有借助公力救济或公力救济不畅的情况下而采用的救济行为,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具有群体性、组织性、行为的过激性、突发性、破坏性和主体结构单一性等特点,对于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法社会学控制,主要是通过对其预防与处置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柔性处理方针与软化机制

一、新时期的西部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古老但永远新颖的人类现象。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基础剧变,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重组,利益格局重构和利益意识唤醒,社会价值取向多,观念分野,社会道德标准漂移和约束力降低,导致与社会巨变相适应的社会心态浮躁和冲动倾向等现状的凸现。因此,社会转型期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特殊历史阶段。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对策探微

随着社会结构深度变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高发频发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突出问题。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基层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薄弱、政府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政府官僚主义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等。客观公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创新政府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公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是政府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选择。     

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滋生及演化逻辑

作为当前社会矛盾最激烈的表现形式，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其发展演变具有比一般群体性事件更强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就发生的社会背景、体制根源，还是发生、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要件而言，它仍然表现出了相当清晰的内生演进逻辑。只有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种演变逻辑，建立健全预警机制，阻断偶发性事件与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关联，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对公共安全秩序的冲击。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群体性事件作为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集群行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存在，应该摈弃传统的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或违法犯罪事件的思维模式，从法治的立场和公民利益表达以及利益博弈的角度，定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机制。     

群体性事件与协商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许多以利益矛盾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协商民主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平等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信息公开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化解利益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基层党组织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与激化的集中体现。在防治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某些基层党组织和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治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机制构建

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社会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既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社会背景,也是当前诸多矛盾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要求反思以往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做法,重新认识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寻求其应对策略与处置机制.在政治文明的高度有效处理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下的紧迫需要,而公众舆论与传媒影响日盛的现实,则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和处理途径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与机制以做出保证.     

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治理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引发对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法律属性问题的思考,不同的法律属性归属将导致相异的治理模式,而定性差异根源于政府不同的治理理念。政府要秉持＂善治＂政治道德价值,崇尚＂实质法治主义＂法律理念,践行政府、社会与个人＂多元共治＂的实践观。在政治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法律上将群体性讨薪事件定性为私力救济,在实践上通过制度设计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救济机制,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群,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讨薪事件。     

社会认同视角下群体性事件实证调查分析——以贵州为调查样本

文章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中公民的利益认同、阶层认同、组织认同、权威认同、制度认同和自我认同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得出社会认同危机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隐性心理因素。     

论公共决策中的群体性参与

群体性参与是指一定范围的社会利益群体以临时集结的方式进行的公共参与活动,其诱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利益的多元化、行政决策利害关系人的多数人状态、其他参与途径的不畅通.群体性参与是公众的一种参与方式和利益表达方式,本身不具社会危害性,与群体性事件并非完全等同,但是,如果引导、规范与处理不当,则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参与人员,甚至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害.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有效规范群体性参与,有必要借鉴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共同代理人制度",以有效地提升行政程序的效率和群体性参与的理性化,并有利于解决利益冲突引起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