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下的中国“和平崛起”

我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具有重大意义."和平崛起"论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精髓"和合"思想之上.正确认识中国在和平崛起道路上国际国内的主要矛盾,用和平的方式化解崛起道路上的矛盾,超越用战争或扩张崛起的历史规律,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中国发展之路.     

论习近平关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论述的四重维度

当下,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之路。习近平从文化、历史、制度、时代四个维度阐释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西方宣扬"国强必霸"的反击,也是对国内质疑"国家软弱"的解答。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论述,坚定四个自信,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     

解析邓小平关于“和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邓小平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要走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所说的"和平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它对于指导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战略总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化与丰富(下)——读《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化与丰富是全方位的,择其大要,主要有如下方面: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对之不断补充、发展和修正;敢于以弱制强,号召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孤立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加强中国军队近代化与国防建设,以人民战争防止敌人突袭;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不怕战争,准备战争,更要和平。     

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化与丰富(上)——读《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建国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化与丰富是全方位的,择其大要,主要有如下方面: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对之不断补充、发展和修正;敢于以弱制强,号召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孤立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加强中国军队近代化与国防建设,以人民战争防止敌人突袭;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不怕战争,准备战争,更要和平。     

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经验

过去的64年,两岸关系的发展极不平凡,经历了从冷战对抗、隔岸对峙,到僵持对立、政冷经热的"冷和",直到当前的两岸和平发展、互利双赢的新局面。这一历史最好时期的局面,既离不开前人种树绿荫,也离不开后人继往开来。对此,本文从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立场、政治基础、根本保障、强有力靠山和有效途径五个方面,对64年来大陆对台工作,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阐述。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为了建构和平世界的和平心理学

尽管和平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文献增长迅速,但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对冲突如何解决,和平如何概念化,以及和平如何达成等问题并不太关注。本文回顾了和平心理学的悠久历史及其宽广的研究范围,并介绍了一个能够用于组织这些研究文献的理论模型。此模型建议,可以在四个不同的干预切入点上促进和平。作者讨论了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之间的关系,结构暴力与直接暴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维持和平、制造和平与重建和平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四位作者还对和平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挑战性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在未来的十几年间,对于处理人类最急迫的问题而言,和平心理学是一个关键性的研究领域。     

和平进程中的非洲妇女安全——以布隆迪和利比里亚为例

在非洲和平进程中,妇女成为实现和平的非暴力力量,女性在建设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自身的安全。梳理布隆迪和利比里亚两国内战对妇女的影响、妇女在结束内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战后重建中妇女的角色与面临的挑战,可以发现,布隆迪和利比里亚妇女既是两国内战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当地实现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布隆迪妇女发展存在"社会性别主流化已成为现实"和"社会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巨大差距;利比里亚则仍然处于由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精英女性参与决策与妇女低代表性并存;发展问题是两国和两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发展主流至关重要。     

60年时代主题的重大变革——从“战争”到“和平”的大局统筹

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关乎国家在建设时期"中心任务"的抉择,是建国60年经验总结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与之后,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不同统筹观(即从"战争格局论"到"和平与发展论";从"要准备打仗"到"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巨大变革),对国际政治、尤其国内的建设格局以及台湾问题的处理方针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抚今思昔,在改革大势下,我们全面肯定邓小平的全局统筹观;继往开来,在历史镜鉴中,不等于轻率地否定1978年改革以前毛泽东的大局统筹观,这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辩证法。     

中国"和平崛起"的三个重大条件

中国"和平崛起"强国发展战略,愈发引人瞩目.中国"和平崛起"有三个不可或缺的重大条件,即和平、发展、合作,三者分别构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前提、内部动因和外部机制.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外交方略

中国抉择"和平崛起"之路,昭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大国崛起的模式。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有: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确立"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平崛起"的中国外交要正确把握发展、主权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国际机制化生存和发展;要正确把握与处理中美关系;要正确把握"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路径

长期以来"修昔底德陷阱"被视作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关于新兴大国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地位的经典论述是否站得住脚?总结分析历史上新兴大国雅典和守成大国斯巴达争霸的根本原因可知,"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对霸权地位衰落的隐忧和西方自我建构的需要。顺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运用规范性力量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和共同发展,通过承担责任倡导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以中国智慧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兴大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     

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五十周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而载入宪法.因此,我们应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在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发展是和平的保障,良好的发展态势可以有效地促进和平的建立与延续。国际社会的芸芸成员基于各自对外政策和立场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产生了事实的或法律的分歧以及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略论当代国际关系的特征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这表明,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特征主要包括"冷战"的影响、和平与发展、多极化格局以及全球化趋势等。分析这些特征,对我们深刻认识当代国际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     

历史地、辨证地认识邓小平的时代论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列宁的革命与战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把握时代特征 ,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争取世界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 ,二者之间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谋求和平仅是一种现实的努力 ,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 ,要提高警惕 ;发展经济是世界人民的愿望 ,尚需共同努力。     

论中国外交中的“共赢”理念

共赢是各国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与现实追求。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密度加大,交流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逐渐增高,为实现共赢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共赢"理念以维持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为核心内涵,体现了中国为增进与其它国家间关系,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战略意志和道义,对中国外交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外交的"共赢"理念与和平、发展及合作紧密联系融为一体,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论,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和谐世界的道路自信,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国家间共同繁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渠道,对中国外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体系和平变迁”——以建构主义“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为依据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博鳌亚洲年会上作了"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实现的共赢方针"的主旨演讲①,这暗示着我们的一些邻国开始正视并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及其所带动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崛起将必然给现有的国际体系带来深刻变革.②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完成国际体系的变迁.如果只把这些理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而加以否认,不跳出其分析框架来重塑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途径,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构建中就存在着不足与缺陷.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理论更适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