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

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同意规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逻辑关键,由于紧急情况下公共利益的需要,在重大疫情期间收集环节暂时缺位。私权利的限制与公权力的滥用往往相伴相随,信息的过度收集、识别、公开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对公权力主体的信赖,不得不重新思考重大疫情期间公权力的延伸边界。对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要素,对高风险人群和普通人群进行区别保护,强化泄露疫情信息的法律规制与监督,细化违法公开、过度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责任。     

重大疫情防控网络谣言治理法治化研究

重大疫情防控中民众和社会承受能力比平时脆弱,网络谣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网络谣言治理分政府规制和市场治理两部分。政府规制的过度运用会造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空间被挤压,无法平衡言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出现"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特殊时期必须践行依法治谣,把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打造行业自律、民众自觉等与政府依法监管有机统一的二元化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网络谣言治理的法治化和高效化。     

疫情防控背景下图利型犯罪治理对策

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背景下,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共克时艰的同时,也发生了一批制假售假、非法经营以及诈骗等贪财图利型犯罪案件。犯罪主体多元化、犯罪手段网络化以及涉案财物集中化等成为疫情防控期间图利型犯罪的特性;疫情用品供求失衡、市场部门监管不力、民众恐疫情绪严重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等是造成图利型犯罪频现的成因。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寻求多方位的对策治理: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加强刑事打击力度,严惩不法分子;排解民众恐疫情绪,提高民众识真辨假的能力;继续加强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完善应急医疗保障体系。     

重大疫情防控与移民社会：一个历史性分析的框架

重大疫情防控与移民社会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从重大疫情防控对移民社会影响的维度看,疫情防控具有瓦解或催生移民社会、冲击或护佑移民社会、颠覆或重塑移民社会的功能;从移民社会对重大疫情防控影响的维度看,移民社会的栗栗危惧不利于重大疫情防控、默默奉献支撑着重大疫情防控。基于历史视角对中外历史上的重大疫情防控与移民社会互动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推进移民社会建设的路径包括:构建身心健康的移民理性共同体、构建平等友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天人和谐的自然生命共同体。     

重大疫情期间强制隔离的正当性依据及限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加强对疫情的防控,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采取了相应的强制隔离措施,以防止病毒的扩散,强制隔离是对隔离对象人身自由的全部或部分限制,隔离过程中应避免执行不当而侵犯隔离对象的合法权益。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通过理论层面、立法层面、执行层面对重大疫情期间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正当性进行分析,探讨其正当性依据及限度,以期实现强制隔离与有效抗疫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维护间的平衡,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维护公共健康与国家安全,实现良法善治。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人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执行与保障

在新型传染病引起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依法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确保隔离措施有效落实,是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措施包括隔离治疗、医学观察和一般隔离措施,并赋予医疗机构和公安机关强制执行权。其他对人的预防控制措施包括对人员的检疫、身体检查、传染病调查、疫情信息收集、居家隔离,也应当具有强制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协助行政机关开展疫情防控采取上述防控措施时,属于行政应急性原则下的特殊被授权组织。错误实施疫情防控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应当受到刑法处罚。上述措施应当逐步规范化,纳入应急行政的法治轨道。     

河南省近年常见爆炸装置之梳理

利用爆炸装置犯罪是危害我国社会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它不仅滥杀无辜,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对社会和民众会造成持久的难以弥散的恐慌与不安。河南省近年出现了多起爆炸案件,对其中一些典型案件进行分析梳理,总结其规律,有助于公安民警在破案的同时少受伤害。     

新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的限制与扩张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度转型,公民社会的崛起,人们更加关注影响其生存发展的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因重大危害公共利益事件频发,使得公共利益的保护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正设立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正是及时回应了社会的这种诉求,然则立法层面上对其又设定了诸多限制,而限制背后的成因更是多方面、繁杂的.现实的发展需求,司法实践的有益探索都会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日惭完善,其中必然地会在案件可诉范围和诉讼主体上进行扩张.     

以民族主义宣传调控民众情绪成败的关键因素——基于数学模型的分析

人类历史上,执政者有时会采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转移民众视线以应对合法性危机.但此方法会增加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当执政者可能无法满足相关诉求时,民众就会产生新的不满.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时,执政者必然要把握尺度,不断通过评估—调整的调控方式将民众不满情绪稳定于最低水平.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可以发现,此种调控方式有趋于失序、趋于均衡两种结果,函数弹性差值是调控成败的关键.函数弹性差值决定于社会信息化程度、社会祛魅程度和执政者的公信力.     

人类抗疫史的回顾与反思

瘟疫,既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也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通过回顾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研究分析重大疫情发生的特点,可以看出,瘟疫的影响比较广泛,既摧残人类生命、冲击民众心理,也影响政治格局、导致经济衰退。同时,瘟疫的发生,既需要有特殊的环境,也需要有特定的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只有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反思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强化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疫情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和防控重大疫情。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消费者风险认知的研究与进展

根据风险认知理论,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主要是消费者对风险的主观认知来决定其消费行为,而不是客观的动物疫情风险本身,风险认知一般可从身体损失、性能损失、金钱损失、时间损失、社会损失和心理损失这六个维度来解释,而且主要由消费者的社会及心理因素决定其风险认知程度,当风险认知超过一定水平,消费者会采取一系列行为措施降低主观认为的风险。     

公共危机中民众的自组织机制及其约束--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风险社会中,政府需要与企业、民众、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合作,以分散和化解风险。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体行动的视域下,公共危机中民众的秩序维护型自组织具有复制、嵌入、相变三种机制。复制式、嵌入式、相变式自组织的任务性均很强,相变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强,嵌入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弱。它们显著区别于党政组织的强制机制、企业组织的交换机制,也与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机制不完全相同。这些自组织对于解决公共危机问题、有效动员组织民众、强化政府元治理能力意义重大,同时也受到开放性、规则性、状态性、反馈性等约束。面对挑战,我们既要通过空间让渡和规则建设来提升社会的自组织化,也要强化个人的责任性,通过提升民众的素养与能力,让个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人类抗击重大典型疫情的回顾与启示

数千年来,人类同疫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众多较为详尽的记载。重大典型疫情的发生无不与环境气候、自然灾害、军事战争、经贸文化、民俗习惯等有关,一方面其对人类有着延缓文明进程、加速政局动荡、阻碍经济发展、危害国家安全、引发民众恐慌等方面的重大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其又存在促使人类开拓新研究领域、改变生命价值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在抗击重大典型疫情的过程中,人类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吸取了一定的教训,对其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现阶段限制死刑适用的构想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我国废除死刑也是必然的.但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死刑废除还不能被立法机关及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那么就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努力减少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以期让废除死刑在我国成为可能.因此,完善死刑限制制度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产生机理和因应策略——基于一个历史比较和社会心理分析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的蔓延既容易引发社会性恐慌,又有损于政府公信力,极大地影响了疫情的整体性治理。阻遏谣言不能简单依靠多元主体参与"辟谣",而需要洞察谣言作为群体性无意识活动背后的社会心理诉求和意识形态表达。整理汇集"2020新冠肺炎""2003非典型肺炎""1910东北鼠疫"和"1894粤港澳鼠疫"期间流行的谣言,通过建立一个历史比较的框架,分析和解释重大疫情谣言规律性重现的原因,即谣言的产生是公众世界观秩序被扰乱后的慌忙重构、公众意识形态的集体具象化和公众渴望深度介入公共事务的表达。鉴于此,谣言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对谣言随疫情变化规律的掌握上,设置预防性前置性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多渠道多机制进行防治。     

重大突发事件中公民知情权的保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迈入或逐步迈入风险社会.2011年的日本核泄漏事件引发了全世界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知情权保障的关注,而2014年的马航事件更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知情权利诉求.我国的知情权保障事业在以非典为转折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并未对知情权建立完善科学的法律保障体系,信息公开制度、保密制度仍存在不足.重大突发事件中公民知情权是知情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完善重大突发事件中公民的知情权是及时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关键,也是法治社会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之一     

晚近腐败犯罪立法、司法解释之回顾与展望简

腐败犯罪是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也是困扰当代中国社会的难题.加强腐败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如何有效化解民众关切、诉求强烈的腐败犯罪难题,是立法、司法机关面临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面对民众的呼声,晚近（2006－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两高抓紧出台了一系列的立法、司法解释,旨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它对细化腐败犯罪法律规定,保证现行腐败刑事法律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险的属性及其对政府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的启示

政府的重大决策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事关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政府的重大决策应该进行社会风险评估。风险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以感知为基础,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这种感知是以认识到的危险的质性特征而不是量化特征为基础。如果政府的重大决策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风险,那么在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中,应该考虑政策信息披露的可信性、特异性和行动信息的具体性。在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过程中,应该注意:(1)风险评估主体除了官员和专家,应该把一般民众纳入进来;(2)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关键;(3)在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中,应该正确使用媒体的力量;(4)树立公共优先的原则,协调重大决策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在疫情防控中的展示及其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能够迅速在短时间内构建能够有效应对疫情的公共治理机制,以高效协调行政体系内各层级、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有效引导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协作,在暂停部分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基层治理体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人民信访制度之于社会稳定的正效应分析

人民信访制度作为民众表达诉求、进行政治参与和寻求权利救济的一种特殊手段,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具有预防民众怨气淤积爆发,弥补政府间信息沟通失灵,限制公共权力滥用,提升政治合法性,满足民众社会参与需求的功能,对于实现和维护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