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地方法治建设的阶段转换

正近年来,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整体框架下,全国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治省份建设,相继出台推动地方法治建设的"决定"、"纲要"或"规划",如"法治江苏"(2004)、"法治浙江"(2 0 0 6)、"法治湖北"2009)、"法治湖南"(2011)、"法治广东"(2 0 1 1)、"法治天津"(2012)、"法治福建"(2014)等。总结地方法治建设的阶段性特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的新进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核心价值理念、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途径等方面都有新的阐释和理论丰富,对于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论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的实质,是统筹协调社会主义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把社会主义法治视为一个整体,以一体建设的思维,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指向。从目标来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需要一体建设。从主体来看,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需要一体建设。从环节来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需要一体建设。此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也需要一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的法治世界观,也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方法论,可以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     

试论法治中国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了法治中国这一概念,做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部署,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实现了新的拓展、深化和跨越。法治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重大工程。顺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把握理论内涵、坚持正确的道路、明确基本要求、厘清实践路径。     

“三个代表”思想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

“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对于党所领导的中国法治建设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具体表现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引导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评判法治建设的综合尺度;体现法治建设的终极目的。因而,“三个代表”思想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灵魂。     

以法律监督促进地方法治建设的思考——结合法治湖南建设

地方法治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法律监督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湖南省在继“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要成效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法治湖南”建设的战略目标。以法律监督促进法治湖南建设,应该树立在保障法制统一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彰显湖南特色、在服务湖南发展大局上探索新路的目标取向。需以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拓展法律监督范围、规范法律监督程序、改进法律监督方式为工作重点,并在提高检察机关位阶、积极推进检察改革、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强化检察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提供保障。     

法治中国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法治能力的提升

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大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能够在依法治国的层面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中国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法治中国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逐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围绕依法治国的方略进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要把握依法治国这一根本目的,着重提高法治能力现代化建设。     

推进法治建设需要冲破三大思想障碍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并通过决定,我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加快推进法治建设,需要冲破三大思想障碍:一是中国历史缺乏法治传统,权力大于法律。二是中国社会缺乏法治需求,关系大于公正。三是中国文化缺乏法治基因,变通大于规范。     

德沃金平等理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罗纳德·德沃金的平等理论为发展中的中国带来新的思考,新的答案,本文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实现法律上的平等与制定平等的法律两个方面,提出了其平等观对我们的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宪政法治——以中华法制文明近代转型为视角

当前,学界对我国法治建设瓶颈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从中华法制文明近代转型的重点难点的角度看,可以说宪政法治的滞后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其中宪政观念尚未完全确立、宪政立法存在片面性、宪政机构缺乏是突出表现。确立宪法至上的观念,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切实追究违宪责任,是突破我国法治建设瓶颈、推进宪政法治的基本出路。     

道德对法治建设的作用

由人治走向法治,乃至实现“依法治国”,至少必须把法治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思想道德的作用。因为,道德是立法的思想呈现,是依法执法的有效保障,是公民守法的推进器。     

浅析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围绕依法治国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道路,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观。通过梳理与凝练,习近平总书记的法治思想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     

地方法治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如何在单一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下,证成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我国地方法治研究的起点。由此起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权力结构解释框架,但该解释框架也存在着忽视地方权力构成、法治动态发展和具体实践问题的缺陷。鉴于以上缺陷,地方法治研究随后出现了以法治竞争为代表的横向进路、以法治实践模式类型化为代表的内部进路以及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外部进路等三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种接续以往研究进路,并足以引发地方法治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制度环境解释框架得以提出。要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将研究目光投向地方法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区划层级的差异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嵌入性上。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

结合多年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实践,对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面临的十个主要问题进行慎重的理论思考。这些问题分别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法律规范供给难题的破解,法律系统公私二分的反思与重构,重新认识法制统一原则及其价值,法治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依法执政中的党政关系,法治建设的具体方式,良法为治的实现,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和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等。     

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维度及实践走向

如何量化考核、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是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地方法治指数的方兴未艾,就是其中的有力探索和见证。法治指数旨在借助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建立一个用具体数值来客观评价地区的法治发展整体状况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以此来直观具体的反映地区的法治建设水平,体现社会的法治满意度。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上,反思性地思考地方法治指数的法治的法理逻辑,深入挖掘其理论渊源,有助于从方法维度更有针对性的优化和改进法治指数,也有助于从路径向度理性而稳妥地推动地方法治指数的有益尝试。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三个重点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这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据统计．我国80％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负责实施80％以上法律法规的行政机关能否严格依法行政．对于社会的有序运行和法律的有效实施起着关键作用。     

电子政务法治建设的思考

在电子政务认识上急需共识,社会对电子政府的服务需求、信息的安全与公开问题等为电子政务立法从多方面提出了迫切要求。电子政务立法需要人们加强理论、思想、认识上的准备,以及根据立法的规律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电子政务立法的步骤。     

规范“三公消费’’：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

规范“三公消费”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依法治国的精义是依法治权而非治民,依法治权则必须给权力的行使划定清晰的界线和规矩。畸高的“三公消费”的危害性极大,大到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规范“三公消费”不仅仅是预防行政腐败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逻辑必然。     

非正式制度对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农村法治建设离不开本土资源,而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成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与国家正式制度并行的关系中,农村非正式制度影响着农村法治资源的绩效,并产生了二元的制度结构、加强了农村天然的社会关系、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法律意识增强,这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引导协调,使之成为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积极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