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宫廷杂剧的总体特征

明代宫廷杂剧虽然成就不高,范围狭窄,缺乏艺术个性,但它追求形式上的整饬规范,对杂剧创作规范化的贡献很大。而它注重舞台性,排场热闹,砌末辉煌,作品的娱乐性和观赏性都是宫廷杂剧能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明代宫廷杂剧总体特征可概括为:程式性、舞台性、宫廷化。     

白朴的生活经历对其杂剧创作的影响

白朴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他创作出许多伟大的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至今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白朴生活在宋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繁，在仓皇中失去母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却一生不出仕，又经常出入勾栏瓦舍等等这些人生经历对其杂剧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杂剧里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是不容忽视。     

论明政府在贵州的兴教举措

贵州建省以后,为了有效开发贵州的人力资源,尽快推进贵州与内地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明统治者把“变夷俗以敷教化”作为治黔重心,注意建设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明政府在贵州实行的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等举措不仅使贵州的学校教育具有多元化的地方特色,而且也为后世发展民族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论北宋理学家李复的文学观

李复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门人,其思想基本上传承了关学的主张,但比张载更具有社会实践精神。李复主张文学是人的精神体现,一切文学都要表现理。其文学主张并未突破宋代理学家的文论范畴,但他的文学观已与宋初道学家的文学观有了一些变化。李复的文学观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产物。     

文士情怀与《杂剧三集》曲家创作

明遗民邹式金于清初时编选之《杂剧三集》,所收作品中虽不乏《通天台》、《西台记》等感叹兴亡之作,但整体而言,其曲家群体创作具有浓重的个体意识,集中表现在“逞才”与“写心”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剧作对以文学才华为主的多角度抒写,真实展现了明清之际文士立意不高却异常真实的心灵期许,亦可以此透视明末清初传统文人在不同际遇下的普遍情怀,并因之具有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独特的文化含义。     

行政执法中法律与情理的冲突及其处理

情理是人的通常心理和事情的一般道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法则。法律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法律应该以社会普通民众的情理为基础,情理往往代表着法的价值取向。但情理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本身,行政执法者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只能以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不能以情理作为判案的直接依据。但法官也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要注意法律与情理的协调。合理的裁决或判决结果较容易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以及信服,这样才能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论本雅明的经验观

经验是贯穿本雅明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本雅明的理论中,经验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建立在客观对象或自然对象与人之间关系的反应转换上,具有情感的交流性特征。在技术复制时代,技术改变了人感知世界的方式,经验开始出现贫乏,经验的复原有赖于灵韵的再现。本雅明对经验贫乏的担忧和重建的思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艺术政治的革命要求,即技术复制如何应用其革命潜能,实现政治救赎与社会进步。     

情理与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

情理与法律,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情理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与体系化。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使命,就是发现、阐明并应用蕴含于法律规则之中的“理”。这种理是法律的精神力量所在,也是司法权威的精神来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无形的法律精神。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去弥补和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能够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统一。     

历史主义文学观的理论启示与话语困顿——以两部典型文论教材为对象

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在反思当下文艺学危机的基础上出现的两部典型性教材。它们大胆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精华,以开放性的理论视野和面向现实的实践性品格,确立了历史主义文学观。这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但同时因为对西方新潮理论的横向移植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现实的片面化理解而陷入了困顿。     

梁实秋文学观对新文学理念的平衡

中国新文学是多元的与开放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文学认识与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却对这些论战过于政治化,影响了我们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科学客观评价。由于梁实秋独特的文学观念,其文学思想也自然成了论战的焦点,19世纪30年代如此,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亦然。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这种现象,把梁实秋独特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近代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恰当的论点应该是：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虽然与时不入,但正是这种特质才使得它成了对中国近代文学中失去理性与节制的一种纠正与平衡。     

《周易·观卦》之“观”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主体论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元典,是古代文论的文化根基。从文论的角度来看,《观卦》中“观我生”讲求的修美己德与文论中关于创作主体道德修养息息相关;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又需要创作主体有广博的识见;“观民设教”的教化思想直接启发了汉代风化说;观物取象又是古代文论关于“心物”关系的最早展现。《周易》之“观”的观者、观物方式对于古代文论创作主体论的诸多方面有着启示作用。     

重估章炳麟的语言学文学观

章炳麟坚持小学家的立场 ,以语言文字为根本 ,效仿诠释经义的方法而从事学术研究 ,由此而构成其语言学文学观。他的所谓“文学”本质论 ,实质上是关于文章本质的理论 ,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与此相联系 ,他的文学特性论只强调文学的语言性而轻视文学的艺术性。     

传统文本观的谱系与新文本观的学理构建

20世纪以来,作为文论核心范畴的文本被赋予了不同内涵：结构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封闭、静态的与主体无关的审美客体;解构主义将文学文本看作开放的、生成流变的和互文性的非物质存在;建构主义将文学文本作为主体生命的呈现符号和意识形态话语交织的空域。可以说,文艺理论中的文本内涵似乎处于钟摆效应中,无论是向内的文本封闭性和文本间性,还是向外的文本主体性和社会文化性,均被不同流派的论者所强调并阐发。新文本主义则抛弃文本和“世界”的二元划分,以“语境文本”范畴统合二者。追溯文本的原初意义可以发现,文本具有的物性和事性在深层维度上都浸透着语境性。文本天生具有语境依赖性,没有超语境的文本存在。文本并不是以自身作为一种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文本的互动和关联之中生成的。文本并非对具体语境的描述,它本身就是构成具体语境的要素。以语境文本作为文学理论建构的范畴起点,可以重拾文学理论的审美价值维度、媒介多样性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     

论社会情理与媒体监督维度下的法官独立——兼评德国法域下法官独立及其启示

司法活动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具有抽象性,因为法律并不会为争议提供唯一解决方案,法官必须在社会情理场与媒体监督场两大维度下,依据一定方法对法律规范加以解释和适用,恪守法官的内心独立,保障社会公正。德国基本法97条是法官实质独立和身份独立的宪法保障,法官的内心独立也被看作是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援引97条解读法官的内心独立是德国学界的基本共识。面对来自社会情理场和媒体监督场的影响,德国法强调法官遵从法律的义务,在遴选环节注重考察法官候选人的人格与个性．并赋予法官内心独立以宪法职责,以保证法官面对各种干扰时保持内心独立。我国保障法官审判独立和身份独立的各项制度还亟待完善。德国的经验对我国法官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实用主义与胡适的文学观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胡适文学理论的认识和评价存在某些误区。胡适的文学观,无论是其哲学思想基础,还是其方法论,都来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文学内容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基于实用主义哲学效果至上的原则,他选择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将胡适斥为形式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把胡适文学理论的优长和特色当作缺点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胡适的文学理论与其说是建构一种文学体系,不如说是为文学革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实用主义使胡适文学理论的缺陷与它的优长显得同样醒目和突出。     

论江泽民的马克思主义观

江泽民同志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 ,以一种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新境界。     

论毛泽东的青年观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和方面有独到的创见,而且对青年、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也有特别的建树,形成了毛泽东的青年观。学习、实践毛泽东有关青年及青年运动的论述,进一步明确其观点,对新形势下做好跨世纪青年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解放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有充分的民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三个有利于”是解放思想的判断标准。     

试论清代作家马疏的文学观

清代甘肃作家马疏,虽有众多作品传世,却没有写出较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或文章。我们只能从马疏作品的片言只语及其创作实践去探索其文学理论。马疏的文学观包括“风骨”、“风雅”,“抒写情性”及追求创新三方面。这种理论既是对清代以前文学主张的继承,也体现了马疏的文学思想。     

清初甬上诗人李邺嗣的文学观探析

李邺嗣是清初甬上著名的遗民诗人,诗文创作成就突出;他与黄宗羲亦师亦友,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邺嗣重视诗歌的记史功能,认为＂先诗后史,诗非无益于史＂;强调诗人应当明经通史、善学问,带有鲜明的浙东学派的思想痕迹。同时,李邺嗣针对时人创作的弊端,对文学的内容、情感和语言进行了深入辨析,确立了独立的诗文正伪观。梳理李邺嗣的诗文观念,既呈现了清初甬上经史之学与文学相互交融的图景,又展示了这一时期甬上文人创作观念的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