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新文学作家论争的审理及其反思

雅、俗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感时忧国、救亡图存与娱乐消遣、金钱趣味这两个潜在的时代召唤与社会需求。对这二者复杂的矛盾关系的认识要求将文学看作一个变化着的有机整体,审视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结构与文学生态。从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三个阶段入手,厘清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新文学每一阶段论争的根源与实质,从而对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追求进行反思。     

论文学话语权力之争与文学规范之确立——兼评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争

文学论争、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共生关系,它们参与着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规范。返观现代文学史,几乎每一次论争都有着复杂的原因机制,除了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显在冲突外,还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研究会通过与学衡派的论争,确立了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了新文学规范,巩固了自身在新文学建设中的权威地位。     

透明的限度:胡适派诗学对中西美学、诗学的偏取及其得失

胡适派诗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偏取上的。一方面,胡适派诗学家以自己先行预设的诗学观念来切割中国诗学史,强行把中国传统诗学划分为文言与白话两类,舍弃文言而偏取白话;另一方面,则以自己因受到白话报刊文章影响而形成的白话观念,来接受西方意象派诗学,从而对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胡适等人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初期白话诗学观念成为初期白话诗人诗歌创作的金科玉律,是导致初期白话诗艺术成就低下的根本原因。     

钱澄之《田间诗学》考

钱澄之《田间诗学》从体例上看以＂《序》曰＂、＂《谱》曰＂、＂朱注＂为标注,将毛、郑、朱三家相提并论,择善而从;从阐释特点来看则以名物、训诂为阐释经文的基础,具有考据特点;阐释诗旨时以尊＂古序＂为立场,或申说《序》说,或据《序》说而另作发明,或对《序》说存疑,或直接否定《序》说对诗篇作文学解读。《田间诗学》的这些特点在清初汉学派的《诗经》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出了清初汉学派在治经方法上的进步。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论争——以《北斗》杂志为考察对象

＂文艺大众化＂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潮流。考察文艺大众化论争,应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原生态的期刊杂志中进行重新审视。《北斗》杂志的艺术价值论争为该问题的核心分歧点,代表了人们对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北斗》的多元宽容、左联言论的相对自由、左联成员的启蒙姿态,为我们呈现了丰富、复杂、多元的大众化讨论的面貌。《北斗》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的分歧与差异,是现代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转型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交锋与碰撞中擦出的思想的火花。     

农民的前途：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的理论分歧

围绕农民的前途,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两派基本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派的理论渊源可分别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澄清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在关于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分歧,有助于从根本上理清当下中国关于农民问题的纷繁复杂的思想、观点和立场,进而为当下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老加图主义的区别,从当下的情景来看,并不单纯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而是＂革命派＂和＂渐进派＂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这个大方向上没有根本的分歧,主要分歧在于方式、方法和途径上。借鉴两派观点中合理的成分,对于当代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进而最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湖湘文化空间文学的现代性扩拓

启蒙叙事下的＂自在民间＂、祛魅时代的＂巫楚世界＂和现代文明之外的＂世外桃源＂等湖湘文化空间独有的文学现代性体验和思考,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和扩拓。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论中国诗学中的缘事说

缘事说是中国气派的文论瑰宝,但一直被文论史所掩埋。＂事＂是言说或书写的能指,缘情和言志只有在＂事＂的观照下才能合情合理。缘事而发不仅是文学和诗学生成规律,而且也是整个上层建筑生成的普遍规律。对中国古文论缘事说发掘考辨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知识考古学：话语与陈述

本文叙述了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知识考古学的两大理论支柱——话语和陈述,深入讨论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三要素＂权力、话语、知识＂与勒菲弗尔文化研究外部操控三要素＂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观＂,集中讨论了建国17年外国文学读本选择的偏向性以及相关文化政策的制定。说明这期间的文学现象是＂知识考古学＂在中国当时具体社会条件下而产生的具有特色的范例和样本。     

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

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关注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 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学史,批判男性中心主义 的文学标准,并要求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谱写妇女作家 的传统。本文着重从解构男性中心文学的框架与建立女性 主义诗学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 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富有实践指导意义。     

1998年台湾文坛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

１９９８年，台湾文坛围绕“皇民文学”问题展开一场论争。张良泽等美化、正当化“皇民文学”的论调，乃近年来台湾一股亲日仇华社会思潮在文坛的折射。陈映真等奋起批驳，指出“皇民文学”的本质及其与当前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在文坛树立起“统派”的鲜明旗帜和影响。     

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正1930至1931年发生在台湾的乡土文学论争,上承20年代的新旧文学论争,呼应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艺大众化建设,下启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延续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辨。距离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已经有80多年,这期间台湾文坛经由日本殖民下的"皇民文学"、"边疆文学"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文学"再到解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和70年代乡土文学等,发生了一连串     

伦理道德与文学批评的把度——以学衡派为中心

在学衡派身上,透射出伦理道德与文学批评的纠缠与胶着。他们坚持道德为宗的文学批评原则,主张＂义理之学＂与＂以理制情＂。这种倾向受传统文论和新人文主义的双重影响,究其实质,所提倡的＂道德＂不是＂文以载道＂的＂道＂,而是新人文主义所标榜的＂一＂。学衡派对于文学的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理解,反映出他们思想深处的矛盾和困惑,是一个时代关于文学批评思考的缩影。     

论中国现代问题小说的生成及其公共性镜像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深受启蒙思潮影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相继思考当时的中国社会性问题,＂问题小说＂得以生成。＂问题小说＂的发生,引发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整体性思考。＂公共性＂是研究中国＂问题小说＂的重要维度,它以时代性的姿态占据社会公共性话题论域,其实质不只是推导出一个现成的结论,它更倾向于围绕一个共同关注的论题展开多向度的思想探索。＂问题小说＂的写作者们以其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敏感意识,观照和审视社会人生,他们的小说文本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角度反观当时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的诸多重要课题,透视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特有的时代脉搏,以此勾勒出了特定时代境遇中的中国问题之＂公共性＂镜像。当下文坛需强化文学作为＂公共性＂镜像的叙事方式,力争在呈现问题方面再度创新,此乃文学之时代使命。     

论中国现代小说之生成及其文学征候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我国现代作家莫言获得,这是中国现代小说步入世界优秀文学的最有力佐证。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历经了不同时代的艰难嬗变,《狂人日记》的问世使得中国小说写作步入了现代性的历史文学范畴。而后,中国小说不再只是流传于街头市井案头的消遣文学,它以其深邃的写作技法和潜隐的文学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之成功典范。中国现代小说之生成主要由＂个体作家创作＂和＂文学社团＂两因素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之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小说接嫁性与本土性之文学征候。     

李贽童心说与晚明文学的转型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李贽是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化转型的轴心人物,其《童心说》为晚明思想之自由及文学文化之转型建立了一种无人替代的参照体系。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至圣＂的＂偶像＂文人所谓的＂仁义道德＂批驳得体无完肤,也因此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明代文学的后续学派在李贽＂童心说＂＂离经叛道＂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诸多＂变通＂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变通＂和务实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甚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准备。     

文学经典的建构与论争

对文学经典的讨论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文学经典在中文语境中主要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而在西文语境中其含义稍显复杂,本文主要探讨艾布拉姆斯和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界定。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由经典的自律和他律规则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建构过程也离不开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影响。文学经典之争主要是指本质主义经典观与建构主义经典观之间的论争。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认为,经典是由于具有内在的本质性特征使其成为经典;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则关注性别、种族、地域等因素,考察经典形成中的权力因素。     

依然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中国诗学重估

中国既是诗的国度,也是诗学的国度。在西方文学观传入我国之后,中国究竟有无诗学成为一大问题。而在真正了解中西诗学之同异及其成因后,中国诗学的独特价值方才日益彰显。只有充分了解产生于不同文化模式下的文学及其规律,才有可能真正建设一种超越国别、民族之上的中国诗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