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术中：《庄子·天下》道术分离之困境及其化解

《庄子·天下》对于先秦学术史的分疏乃是基于道、术分离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然而这个道、术分离的判断依然是一个需要被追问的话题。实际上道、术的对举乃是道术与方术的对举,而道术与方术的对举是＂以物观之＂的态度,此态度并不透彻。由此导致《庄子·天下》中存在道术为一,却又分离的困境。更为透彻的观念是以道观之。如＂以道观之＂,则道术与方术并不存在对举现象,＂以道观之＂,道、术为一,道在术中,对于学术史的梳理应当回到＂以道观之＂的观念,如此《庄子·天下》中所存困境即可化解。     

“春秋情结”——湖湘学人的精神脉搏

延历千年,与湖湘文化心脏一起跳动的精神脉搏,就是湖湘学人挥之不去的独特的＂春秋情结＂。从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到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举凡王夫之、魏源、曾国藩、王闿运、王先谦等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湖湘学人都曾将注意力聚焦在《春秋》上。这一现象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都极为罕见。他们的思想如此一致地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夷夏之辨,二是革新变法,形成了湖湘学人＂教治并重＂的精神传统。湖湘学人的＂春秋情结＂及其与时俱进的＂春秋学＂研究,形成了湖湘学术延历千年的一大传统,给湖湘社会带来了开放与保守两派并流的局面。     

《道德经》之道与伦理秩序

《道德经》之＂道＂,从伦理秩序的维度而言,是《道德经》理想社会中的合理的秩序,其以精神性的形式内渗于《道德经》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之中,本质上是包含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自由意志秩序＂。在《道德经》看来,要使＂道＂这种形而上的秩序落实为现实生活的秩序,不仅在于人们对＂道＂中所蕴含的秩序精神的自觉体悟与主观表达,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活动的自觉践履。《道德经》以＂道＂为核心的伦理秩序思想,为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建设树立了一个价值愿景,对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也有着独到的启示意义。     

贤能政治之哲学考察

如果说以老庄为代表的早期道家出于追求清净无为之政的考虑,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那么,秦汉黄老哲学则出于为政之考虑,提倡尚贤任能,以实现＂君无为于上,臣有为于下＂的＂无为＂之治。这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子》等黄老著述中颇有论述。道学之＂君人南面之术＂继承了黄老之学的这一思想传统,对于贤能之士的识别与合理任用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弘扬了我国古代贤能政治传统。本文试图对道学＂君人南面之术＂之贤能政治思想进行考察,以期对当世之势之治国任贤之策有所鉴戒。     

《荀子》对《国语》的批判式继承与发展

《荀子》承继了儒家的价值立场,它以儒家先圣学说为基点,批判地吸收了诸子各家之学术思想,构筑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是＂儒家的荀学＂。《国语》作为一部先秦史书,其编撰成书远在荀子之前,其蕴含的政治、经济、礼乐等思想成了《荀子》＂王霸兼用＂、＂法后王＂等思想的重要渊源。＂王霸兼用＂思想是荀子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国语》是先秦时期最先肯定霸道思想的一部典籍,它的＂重霸＂思想对周道衰亡这一历史潮流作出了必然性阐发,也对霸主功业之措施作出了高度肯定。《荀子》的＂王霸观＂表现了对《国语》霸道的肯定以及对争霸措施方略的因袭。同时,《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也得益于《国语》的影响和启迪。《国语》中诸多＂法后王＂式思想的记载都为荀子这一观点的提出提供了事实依据。     

《庄子》游的过程与审美境界

＂游＂是《庄子》的核心范畴之一。《庄子》全书以《逍遥游》为开端,且以＂游＂贯其始终。游的过程有游玩、游戏之游,有隐逸、自适之游,有胸次洒然的精神畅游。游的理想境界,是建立在＂道＂之上的理想人格,即＂逍遥＂的人格,神人、真人——最高境界的理想人格。游的要义,是倡导对精神桎梏的破除,对身心局限的超越、对扭曲天性的匡正、对自然的回归、对自由的张扬。只有通过游,人才能够超越世俗,进入一种诗化人生。     

格物致知：朱子理学的理论基石

朱子（1130-1200）是我国南宋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钱穆先生在他的鸿篇巨制《朱子新学案》高度评价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     

萧衍《易》学思想研究

梁武帝萧衍的《易》学呈现多种思想并存的特点。南朝时,王弼《易》学影响巨大,萧衍《易》学思想主要宗于王弼,在与东魏李业兴的学术辩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萧衍本人学术兴趣广泛,对天象、律历等都非常关注。萧衍曾作《天象论》,认同＂太极生两仪＂是元气化生天地的宇宙生成过程,这是汉代《易》学的思路。不过萧衍又创建了有本体意味的＂大体＂概念,并且运用＂体＂＂用＂的观点来解释万物运作,明显受到玄学思维模式的影响。萧衍重视京房《易》学的纳甲筮法,不但据此来批评郑玄的爻辰说,也以此来占筮。萧衍《易》学思想来源复杂,学术风格开放,多有创见,是南朝学术比较典型的代表。     

《老子》“道”的基本原型及其生命精神

学术界对于《老子》中＂道＂的原型一直以来多有争议,主要观点有太阳、月亮、女阴、葫芦等,其中以叶舒宪的论证最具说服力。本文即以叶氏观点为基础,运用字源学分析法和原型理论补证了《老子》＂道＂之原型为太阳一说。暨由此原型特征出发,从《老子》描述最佳得道方式时常用的＂持＂、＂守＂、＂保＂、＂抱＂、＂顺＂、＂随＂、＂和＂、＂同＂等词,来阐释《老子》一书所体现的＂虚静＂、＂禁欲＂的哲学观点,并探讨了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形成＂收敛生命＂的人生态度之影响。     

林安梧：先公民后君子

传统儒学以希圣希贤、以作为传统社会下的＂君子＂概念优先。《论语》中对＂君子＂描述为：＂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到汉代更强调要＂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重点变成好像以‘道义’为主,‘利’好像不能谈了。＂林安梧说。     

先秦海洋文化中的超越意识——以《庄子》为中心的考察

与西方文明源头中把海洋当成征服对象不同,中国先秦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去认知海洋,海洋的博大和神秘不仅吸引了人们对海上仙境的神往,而且成为了人们超越世俗人生的理想归宿。作为先秦道家经典的《庄子》创造性地使用一种隐喻式的寓言体散文塑造出众多不同的审美意象,以海洋意象尤为突出,《庄子》海洋意象内涵着浓厚的超越意蕴。《庄子》在宇宙论实现了海洋对陆地的空间超越、在认识论中实现了＂大知＂对＂小知＂的认知超越,在境界论中实现了＂无江海而闲＂的＂真人＂对＂江海之士＂的精神超越。在这一系列的超越中,随着从陆地到海洋尔后从海洋转回陆地的空间变化,完成了精神层面外在超越向内在超越的转变,海洋意象最终在形而上的层面与＂道＂合一。     

走出汉学与回归原典——《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评

勃兴于宋代的经典辨疑思潮，是“经学变古”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这个问题不仅是研究宋学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研究明清乃至当代学术思想也极具意义。近年来，陆续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等。这些著作虽然均具相当的学术价值，但以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视阈进行研究的着墨不多。     

民国学术的发展与中国学术理论形态的应世转生

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学术思想的继续,是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向西方学习真理的继续,而学术思想领域的“革命”成为时代思潮,体现了时代精神。这期间,西方各种思潮、学说纷纷传入中国,学术思想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等。而就中国学术理论思维形态的发展而言,正经历着创新和转生,这是时代的需要。:     

文本理想孟玉楼

对《金瓶梅》中孟玉楼的人物批评,历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真正美人＂＂高人＂论,一是＂老奸辣货＂＂深人＂论。其实孟玉楼既非＂高人＂,也不应被认定为＂老奸辣货＂,她是文本叙事的映衬者,是文本理想——传统儒家道德理想的诉求者,她的立身处世恰恰又传递出传统儒家道德在晚明新思潮冲击下处境的尴尬。     

紧扣中心才能有效监督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份沉甸甸的报告,叫做《关于本市＂服务企业、促进增长＂有关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调研报告》。说它沉甸甸、有份量,是因为读了这份报告,我们对全市攻坚克难的＂天下大势＂会有一个基本的感受,我们从这份报告之中,     

“孝”文化的当代伦理困境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的文化。无论是从先秦的《孝经》到汉代的＂以孝治天下＂,还是魏晋的＂孝治＂,唐代的＂忠大于孝＂,或者到宋元明清时孝道教化的通俗化,＂孝＂文化在不同时期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本文对传统＂孝＂文化遇到的伦理困境加以详述,力求找到消解当前＂孝＂文化困境的最佳途径。     

论《庄子》寓言中的技匠形象

与先秦诸子文章相比较,《庄子》寓言中出现了较多的技匠类人物形象。《庄子》作者深受上古文化观念的影响。其特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也决定了《庄子》寓言的价值趋向。＂道＂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运用技匠类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以＂技＂释＂道＂,技匠技术之精妙正好说明＂道＂的自然无为。     

论《老子想尔注》之“生道”思想

＂生道＂思想是道教关于长生成仙之说的一系列理论建构的总称。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在阐释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主张＂生＂、＂道＂合一,赋予＂道＂以＂精＂、＂气＂、＂神＂等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提出＂太上老君＂的概念,奉行＂信道守诫＂的宗教戒律思想,力证道教长生成仙之可能性与可行性,最终使老子自然之＂道＂转变为宗教神学化的长生久视之＂道＂,为道教生命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嬗变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学校历史悠久,其教学内容体系也相当丰富。从西周官学的"六艺"到孔门私学的"六经",从汉代官学的《五经》到清代的《十三经注疏》,从蒙学教材到书院学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传统特色:以经典原著为主体,更多的是学生的学习材料,其内容以人文教育为主,体现了儒家"德上艺下"的价值观。古代教材受文教政策与选士制度影响非常明显,与传统学术思想的变迁、发展息息相关。     

当前《文选》研究中的四大热点问题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文选》成书以来,对《文选》的研究代不乏人。隋唐时期,是《文选》研究的繁盛期,研究《文选》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清代,《文选》研究出现了第二次高潮。＂五四＂以后,《文选》学衰落。以1988年第一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契机,《文选》研究再次活跃起来。近20年来,《文选》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正在形成第三次高潮。当前的《文选》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选》的编纂背景、《文选》的编纂者、《文选》的编纂及成书时间、《文选》的选本来源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等五大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