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艾滋病歧视“社会墙”的形成及消除

因艾滋病具有高致死率、多传染途径及不可治愈的特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病态性歧视已然形成了“社会墙”。这堵墙不仅阻隔了艾滋病感染者同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常交往,也严重限制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因此增加社会参与、规范媒体报道,转变社会观念、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及帮助艾滋病感染者转变观念都是破除艾滋病歧视的有效途径。     

对艾滋病的社会性别分析--读《红丝带的思索》

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和蔓延,研究者们对艾滋病的关注也越来越深入;随着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比例的上升,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红丝带的思索》是一本从社会性别视角对艾滋病进行研究的成果。本书采用社会性别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艾滋病感染与流行中高危群体和普通群体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艾滋病流行对两性的不同影响,为有关方面制定防治艾滋病的政策法规提出了有价值的参考,也对消除性别歧视和对艾滋病的社会歧视有重要意义。     

反艾滋病歧视“社会墙”的形成及消除

因艾滋病具有高致死率、多传染途径及不可治愈的特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病态性歧视已然形成了"社会墙"。这堵墙不仅阻隔了艾滋病感染者同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常交往,也严重限制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因此增加社会参与、规范媒体报道,转变社会观念、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及帮助艾滋病感染者转变观念都是破除艾滋病歧视的有效途径。     

受艾滋病影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问题及应对策略

个体社会性发展也就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它贯穿于人的一生,是个体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贫困、压力、歧视等不利因素,其社会性发展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抚养人、学校和社会要共同努力,提供以家庭为基础的综合关怀,完善艾滋孤儿抚养方式,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在学校中创造支持性环境,发挥教师的重要影响作用;加强社区融合,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反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

因为感染艾滋病毒。安徽一位大学生在报考教师过程中被拒之门外，该学生认为这是“就业歧视”，遂将招考单位告上法庭，从而拉开了中国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的序幕。     

艾滋病问题与人权保护

人权问题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而艾滋病的流行势态则在不同的地域受到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在这里,我主要就艾滋病的流行,特别是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阐释其人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艾滋病是发展中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艾滋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艾滋病是一种目前在医学上还无法治愈,危及人的生命的传染病,但又是一种很难被传染上的传染病。只有当艾滋病感染者与非感染者之间有一定量的体液(如血液、精液、阴道分泌液、乳液、伤口渗出液等)交换发生时,非感染者才有被感染的可能。目前医学界所称艾滋病感染三途…     

“污名”和“去污”:农村艾滋孤儿受损身份的生成和消解——基于J镇艾滋孤儿社会化过程的历史性考察

本文通过J镇个案研究发现,农村艾滋孤儿的受损身份由外在建构与内在认同两方面交织而成。外在建构表现为歧视环境的营造、血缘关系的淡化、熟人社会的冷遇;内在认同有消极的自我概念、学习能力的怀疑、自我边缘化心态三种表现形式。艾滋孤儿的早期社会化是伴随着污名化进行的,污名化即为他们的早期社会化。     

艾滋病与社会排斥

随着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的直线上升,我国已处于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刻。要成功实现艾滋病防治目标,需要全社会的自觉和合力。然而,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社会排斥却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困难。本文旨在分析我国艾滋病患者遭受社会排斥的状况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建议。     

在艾滋项目中融入社会性别视角

艾滋病的生物医学特征、流行病学特征以及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医学特征决定了艾滋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或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问题。基于艾滋应对与两性角色、地位、权力的交互作用,以全新的视角探索艾滋应对项目的有效途径,可将艾滋应对项目划分为有害项目、无害项目、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项目以及具有创新性的艾滋项目,进而有意识的在艾滋项目中融入社会性别视角。     

家政女工体面劳动赤字的社会排斥分析——基于武汉市的调查

家政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予以价值相符合的经济、社会评价已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约八成家政工为女性的结构特征,使其在具有隐蔽性的私人家庭工作时成为易受伤害的风险群体。家政女工体面劳动的实现正面临:文化排斥导致的职业符号认同边缘化;经济排斥中地域歧视引发的就业机会被剥夺;福利制度排斥造成的社会保护缺口;关系排斥形成的社会对话网络薄弱等难题。基于社会排斥引发的体面劳动赤字业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亟待在努力完善顶层设计同时增加社会性别视角的审视和修复。     

艾滋病、小偷与立法

“艾滋小偷”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小偷”对他人的种种不法伤害,是 现阶段一种新的违法行为,造成实际传染后果的应当构成犯罪。“艾滋小偷”不仅犯有盗窃罪,同 时又伴有吸毒、贩毒、嫖娼、敲诈、抢劫等多种犯罪。我国应尽快修改和完善《刑法》、《看守所条 例》、《强制戒毒法》、《传染病防治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早日出台《艾滋病防治条例》,以便统 一监管和及时惩治各类艾滋病犯罪。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农民工的生存生态研究

中国农民工作为未来新兴的产业工人阶层，在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遭受着由制度性歧视所带来的各种不公正待遇。农民工在底层社会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在社会排斥下的抗争策略，将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一种政策洞识，建构一种关注农民工的问题研究思路和政策范式，将有助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的决策。     

找回“弱关系”:解决农村纯女户融合难的现实路径——来自江西Y村的思考

在以往的社会网络研究中,多注重社会网络中强关系部分,而对弱关系研究强调不够。良好的弱关系是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重要环境,在男性偏好依然存在的农村地区,邻里的接纳与支持对于纯女户顺利融入社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了纯女户日常交往中获得弱支持资料的基础上,认为正向弱关系的缺乏造成了纯女户人际交往上的疏离,这是一种隐性的歧视方式,更应引起警觉。     

信息主义世界中的国际社会排斥———基于对非洲信息化发展的关注

摘要：信息主义世界是由社会信息化发展形塑而成的一种新的国际社会类型或社会体系。但在信息主义世界中,由于信息分化的存在,不少信息贫乏国家或地区,在社会排斥的作用下陷入了国际信息体系的边缘位置。产生这种国际社会排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第四世界本身的贫穷落后、信息分化的指数增长、流动空间的流向选择和发达国家的信息殖民。当前,处于国际信息化体系边缘的边陲国家,迫切希望真正融入国际信息体系中来,并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也已有相应行动,但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意图,因而在社会减排和社会接纳的目标、性质、程度和方式上还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的吸毒者中艾滋病流行现状与预防措施

目前在我国,吸毒者是艾滋 病感染的高危人群,静脉注射吸毒是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绝大多数吸 毒者有艾滋病感染／传播的高危行为, 如共用注射器、商业性行为,并且性行 为中有半数从不戴安全套。因此,了解 吸毒者中艾滋病流行现状,提出可行 的预防控制措施十分必要。     

艾滋病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7号《艾滋病防治条例》已经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总理温家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制定本条例。第二条艾滋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加强宣传教育,采取行为干预和关怀救助等措施,实行综合防治。第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     

民生，永远的话题

在时下农民工还不是很被城市接受，排斥与歧视还普遍存在，奋斗与结果还不是对等的现实背景下，一些现象引发的舆论风向，足以让人们反思。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和谐利益，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     

乡村艾滋病人印象管理的路径分化逻辑——湖北XY市艾滋病村庄的实践

感染艾滋这一突发变故打破了艾滋病人正常的生命进程,导致其形象崩坏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断裂,重构形象成为艾滋病人社会再适应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艾滋病人通过对身体形象和社会形象的分化和选择性处理,营造了身体与社会形象均正常化的"常人化"管理,身体病态形象淡化、社会良好形象凸显的"良性化"管理,以及身体和社会形象双重异质化的"病态化"管理三种策略。源于身份公开这一被建构的形象起点,艾滋病人的目标和策略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强化和生产,其印象管理最终出现正面化和负面化的路径分化。     

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弱势特征及其后果--对1997-2002年43篇学术论文的文献综述

本文以社会排斥理论为框架,通过对43篇学术论文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当前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弱势性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遭遇到城市社会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歧视;二是受到经济排斥,就业状态堪忧;三是面临社会排斥,合法权益受 侵害现象比较严重;四是受到文化排斥,处于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经历着较大的文化冲突。而这一群体中的女性和儿童所面临的危机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相比则更为突出,因而可称为“双重弱势群体”。面对弱势和无助,青年农民工改变弱势地位的方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内部依赖,即由弱势性所带来的团体意识与组织体系,第二种则是较为极端的方式即犯罪。     

过度的羞耻与渐变的对抗：烙印群体何以融入社会

在接受了充分的惩罚与再社会化后,烙印群体尽管已经摆脱了越轨者的特质,却依旧难以被社会公众认可与接纳,由此触发的社会风险以不同的形态影响着社会稳定。作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烙印群体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学界和政府又该如何认识与化解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及社会风险？一般而言,烙印群体经历了以微弱的情感依附、强烈的社会歧视、消极的自我认知为基础的烙印化过程,本应针对越轨行为的羞耻被不合理地延伸到了人性之上。这种过度羞耻使烙印群体在经济、文化、行为与身份四个维度深陷社会融入困境,并以渐变的对抗状态制造了社会风险。因此,破解其社会融入困境的关键在于重塑羞耻的影响,包括升级烙印群体、增强其面对过度羞耻的抗逆力,以及柔化社会环境、削弱其生成过度羞耻的内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