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风险及其治理

"植入式""压缩式""全面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造成中国社会兼具复杂性和两重性,出现了风险共生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成功转型。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研究,探讨社会转型与风险共生的内在关联,"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风险共生的根源所在,其背后是缺乏有效的风险预防和治理体系。所以,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对抵御和化解转型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规制研究: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规制是人类应对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规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基础,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防控的理解水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风险规制研究对于我们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规制体系已是势所必然的选择。但是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侧重于个案描述及其成效分析,不能提供社会风险治理整体知识图景的内在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着力于共性问题的探讨,建构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制度既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制度面临着普遍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治理问题的凸显,在知识界和实践界中出现了从关注制度现代性到重视治理有效性的转向,治理结果有效性优先于制度形式的合法性。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应该树立整体治理观,并重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风险治理的责任政治逻辑

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复杂性、非线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有效规避与应对风险是提升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蕴藏着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体系的建构赋予风险治理的效能,即明确风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负责任的行动消弭风险滋生的土壤;在理解风险的多样性中寻求基本共识,将不同类型的"个体性责任"集结为治理风险的"整体性责任";将责任与风险链条中的各项环节相融合,实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逻辑与风险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其影响力和内在优势也逐渐显现。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特征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开始被引入城市治理领域,并在融合和应用中推动城市治理转型。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应用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数据不开放风险、主体不平衡风险和技术不确定性风险。转变城市治理理念和技术理念、健全治理体系和政策规划、建立健全防控体系、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等,有利于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应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平衡性和协同性,也是推动城市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路径。     

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的反思——基于风险社会理论面向

风险社会实际图景交织的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给公共管理的"优良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风险社会视野下历史地考察公共管理范式,其演进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质,即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范式"与"天灾",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范式"与"外部风险",后工业社会与高风险社会的复杂交织呈现出管理行政的"无能"。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多重面向复杂交织的图式中,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诡异"碰撞带来的风险考验,致使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高度风险。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由服务行政范式取代管理行政范式才能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要把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统一的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刻革命,传统国家治理目标是追求礼教秩序",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主张"权利本位"。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传统治理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依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以系统整合提升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规律和外显形态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必须强化基于绩效提升的系统整合与有效耦合。新发展时期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有赖于人们通过对可控因素的整合去应对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风险治理主体、风险治理过程、风险治理平台、社会个体行为表达以及风险治理工具等关键成功要素则构成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载体和绩效贡献源。风险治理过程的重塑、部门协调机制的协同、信息与数据的集成以及治理工具(手段)的整合、社会公众行为的自觉调适就成为风险治理绩效提升和改进的关键控制点,也是新发展时期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治理视域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在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战略考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和治理纷繁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和实践的价值标尺,秉承善治理念,积极推进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建构现代合作共治网络结构,应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地方中小银行治理风险问题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失灵引发的风险外溢、处置和防范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通过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完善推动中小银行深层次改革化险成为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以公司治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小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和风险暴露特征，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缺陷以及二者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作为主要风险源，在“风险源—风险偏好—行为选择—风险结果”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小银行治理风险的传导机制，最后提出“内外兼修”“协同共治”优化完善中小银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思路。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中的社会风险治理探析

社会风险成为现时代的理论热点与现实焦点,一方面是人类自觉意识与反思能力的提升的结果,体现了人类对整个生态圈的未来命运的担忧与关怀,另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维度需要重新受到审查与批判,人类实践行为的社会效应与管理方式等需要反思与重构.我国的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积极认识和治理社会风险的过程,这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如何有效控制和治理社会风险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和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     

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中国参与及共享价值

当前"黑天鹅"事件频频振翅,使得全球进入复杂性风险时代。而治理的难点在于风险生成并无准确解释框架,在时空域下呈地理涌现性,并不断演化出多样性。面对全球公共风险事件,离不开多国携手合作。中国作为一分子,作为负责任大国,亦积极参与治理,这恰恰体现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然而,现有的国际治理方式未能在机理上进行有效应对,导致全球复杂性风险治理呈现碎片化、低效率样态。基于此,针对风险治理复杂性我们应进行范式转换形成共享价值——即构建具有国际性和政治担当的可达成的共识、构建集体行动与险益权衡的可接受的理念、构建科学预警和应急决策的多变协同治理机制以应对复杂性风险并形成一定的抗风险韧性。     

公共政策失灵及其治理

市场作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因其本身的缺陷常常出现失灵，因此，政府需要利用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势的加剧，各利益主体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而相互进行博弈，从而使公共政策在利益的相互博弈过程中出现公共利益的损耗，导致失灵。公共政策失灵主要表现为显性失灵和隐性失灵，为此，必须从制度、公民参与、优化环境等途径对公共政策失灵进行治理。以真正实现公共政策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