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墨辩逻辑的特点

《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后人统称为“墨辩”。由于它以“辩”(辩论、论证)的理论与技术为核心构建了我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所以称为“墨辩逻辑”。墨辩逻辑集中体现了作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的中国逻辑的最高成就,它对其后的整个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趋向、范围、特征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墨辩逻辑的特点做一些初步的、尝试性的探讨。     

墨经《小取》“一是而一非”语言表达的解构分析

“辞”和“说”是墨辩逻辑中的两种重要思维形式。以说出故，以故立辞。“一是而一非”这一逻辑论断即为侔式推理的产物。本文对《小取》中“一是而一非”这一逻辑论断的语言表述进行解构分析，研究发现在其中10个被认为是“侔”的例子中，有7个不属于侔式推理。这反映出墨辩推理过程的简单直观性，缺乏逻辑学应有的纯粹理性特征，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墨辩逻辑的实用功利性。     

梁启超不同阶段墨家逻辑比较研究

梁启超用西学方法来注墨、研墨,使墨学研究方法开始向近代转化。在早期的《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中,梁启超主要是用西方论著的框架对墨家逻辑进行比附研究,使墨家逻辑层次分明且自成系统。而古今文方法兼用、中西学术方法皆取的注书方式则代表了梁启超后期治墨方法的重要变化。     

论《墨辩》逻辑中概念的辩证法

一 概念(名)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主观逻辑是客观逻辑的反映 概念在《墨辩》中叫“名”。“名”是什么?《小取》篇说:“以名举实”,名是用来列举、模拟、代表事物的;《经说上》又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是某事物之所以谓某事物的一种符号,“实”是名所描述的对象。这就是说,概念(名)是“实”的反映,“实”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名”与“实”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先有被反映的对象“实”,然后才有所反映的意识“名”。因此,“名”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从它的内容、来源来看,它有其客观性的一     

荀子辩学思想探析

在“辩即逻辑”的传统研究模式中，荀子的辩学思想遭到曲解。在《正名》中，荀子具体论述了辩论的起因、实质和种类，探讨了辩论的原则和要求，并提出了破斥“三惑”的方法，不能把荀子的辩学等同于形式逻辑。     

由“辨”而“辩”——荀子政治哲学中的论辩理性

在《荀子》中，“辨”和“辩”不仅在文字上具有亲缘关系，而且在义理上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藉此，在梳理“辨”与“辩”的内在关系的同时，分别从论辩的必要性、论辩的逻辑性、论辩的技术性以及论辩的正当性四个角度着重解析苟子政治哲学中的论辩理性。     

从“杀盗非杀人”看正名思想

本文从分析墨辩逻辑学中的“杀盗非杀人”这一命题入手,得出了该命题反映了正名思想的结论。又结合其他关于正名思想的学说加以分析,说明了“正名”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当代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因此现代研究逻辑学问题时更应注意对正名思想的研究。     

先秦时期“名”的谬误的表现研究及研究特点

先秦时期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存在的"名实相怨"引发了先秦诸子对名的谬误的表现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尹文有关"乱""乖"的例证分析,《墨辩》中的"狂举"以及荀子的"三惑说"。该研究呈现出以"名实关系"为核心、理论化程度不高、体现求治、求真双重精神的特点。     

先秦时期“名”的谬误的表现研究及研究特点

先秦时期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存在的“名实相怨”引发了先秦诸子对名的谬误的表现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尹文有关“乱”“乖”的例证分析，《墨辩》中的“狂举”以及荀子的“三惑说”。该研究呈现出以“名实关系”为核心、理论化程度不高、体现求治、求真双重精神的特点。     

《九歌》——楚人的“神曲”

根据《天问》中“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和《离骚》中的“启九辩与九歌兮”、“奏九歌而舞韶兮”等记载,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九歌》这首古乐远在屈原之前就早已在楚地流传许久了;二是,屈原在作《天问》写《离骚》之前就已经很重视《九歌》,甚至可能已经改写完《九歌》了。这就是《九歌》写作时代最有力的内证。 《天问》和《离骚》还说明《九歌》是夏人流传下来的一首夏歌。《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说:“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     

“审辩冲突”实质在于“观念冲突”

近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载的《“审辩冲突”为何越来越多》一文，认为“审辩冲突”核心是“控辩”冲突的中国式反映。有些法官不敢得罪检察官，造成了“审辩冲突”愈演愈烈。对此，笔者认为“审辩冲突”的根源还在于庭审三方的“观念冲突”。     

“中国法律阐释学”的建构

在中国阐释学的体系中应有法律阐释学的位置。以辩思为特征的法律解释学之缺陷,是法律阐释学建构的理论起点。中国法律阐释学之建构,需要以据法阐释为基础,同时兼容辩思解释,重点是在法思维中嵌入更多的逻辑因素,即在辩证思维中介入逻辑、在整体思维中加入体系、在实质思维中植入形式。现代法治是基于逻辑方法的拟制,据法阐释是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辩思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解释学,对规范法学方法缺乏足够重视,以致逻辑规则对思维的指引效果不彰;不承认法律独立性的关系思辨,会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改造法律解释学,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法律阐释学。     

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面临的困局及破解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来源于对中国人口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合理性不容否定。然而,学界对这部法是否符合法的价值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基于实证资料与法理逻辑的"辩"与"争",本文指出对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制定或修订,我们必须要立足于利用它调控管理的目的来实现国家和区域层面的人口良性发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去还原它"法"的本质。     

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

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学派诸骚人中,除屈原外,作品流传下来最多的就是宋玉。《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16篇,但篇目已不可考。现存宋玉赋仅13篇:王逸《楚辞章句》载《九辩》、《招魂》;萧统《昭明文选》载《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另有《九辩》五章,《招魂》);无名氏的《古文苑》载《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则据《文选》31卷江淹《杂体诗》注引《宋玉集》之文字,删《舞赋》而增《高唐对》。     

《律师维权在北海》专题报道之一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

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首先是为刑辩律师维权。北海警方此次一口气抓了4个律师,甚至连根本没有取证的律师也抓起来,抓捕规模已属史无前例。如律师群体再保持沉默,律师刑辩之路,恐将跌入深渊。为刑辩律师维权,是因刑辩律师在为普通百姓维权。庄严公正的法律不应放过一个坏人,但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法律要保障每个公民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必须让每个公民都能享有不被刑讯逼供的自由,不被枉法裁判的自由和接受法律服务的自由。中国律师的北海行动,也在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贡献力量。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只有从《律师法》落实到真正的诉讼程序中,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条文的修改,刑事辩护的程序正义才能真正得到维护,中国也才能真正成为法治国家。     

“真伪之辩”平议

“真伪之辩”平议诸尚一我不认识柯云路。尤其遗憾的是，没直接读过作为“从事人体科研、气功科研的科学工作者”之一的柯云路关于这门科学的著作。有之，则是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号《探索与争鸣》杂志上他致杨振宁等四位教授的那封公开信──《人体特异功能真伪之辩》。这...     

《战国策》引《诗》初探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史料汇编,其铺张扬厉、辩丽横肆的文风成为战国时期散文的代表。作为先秦典籍的参照,从中可以窥见《诗经》在战国时期的接受与传播。策士引诗既不同于《春秋》《左传》,也迥异于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诗》观念宽泛,回归到《诗经》文本内涵,形式灵活多样。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领事条约》的议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领事条约》,已由外交部长吴学谦和墨西哥合众国外交部长贝·塞·阿莫尔于1986年12月7日分别代表本国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领事条约》是中墨双方在各自提出的条约草案基础上,经过友好谈判达成协议的。经审核,该条约的各项规定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也符合中墨两国的实际情况。     

“兼爱”只是“爱无差等”吗?——墨家“兼爱”说新诠

学界多用“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之内涵。然考诸《墨子》文本,此一解说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墨家在《兼爱》《天志》《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论的“兼爱”,表示的是一种“所有人应爱所有人”的理想之爱,具有交互性、周遍性与相若性等特质。“兼爱”的实质还在于“施由周始”,即施为者面对施为对象,皆秉持“视人如己”和“爱人之亲若爱其亲”的态度一体加以对待而已。而“爱无差等”则语出孟夷之辩中的墨者夷子,主要用以表示一种不区分“己之亲”与“人之亲”的同等之爱。据此观之,以“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并不能完整揭示出“兼爱”所强烈追求的“周遍性”特质,从而可能会窄化和简化墨家“兼爱”说的丰富面向。     

扑朔迷离说《兰亭》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为三大行书书法帖之一,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现今流传的是唐代及其后的摹临本,真迹何在迄今还是个谜,而在1965年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和干预,更是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