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更正性广告的经济法应用

更正性广告通过增加违法成本而迫使经营者主动纠正虚假广告,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违法者的自主纠偏。该处罚手段的运用,既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又形成了对传统的行政处罚的漏洞的弥补。我国现行的更正性广告制度尚需作出进一步完善,需要进一步规范该项处罚的适用条件、范围与程序,使其更加有效地规制虚假广告。     

网络医疗广告法律规制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网络医疗广告专业性强,与患者生命健康休戚相关,在现代网络技术加持的背景下,其违法率远高于其他类别的广告,属于网络广告违法的重灾区。目前我国的网络医疗广告立法面临碎片化、信息披露规则不周延、医疗机构门户网站和主页医疗广告准则严重缺位、对新型网络医疗广告违法行为处罚太轻、违法证据固定难等诸多困境,由此导致网络医疗广告较为泛滥,患者权益受损严重。因此,亟须将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广告集中立法,禁止在医疗保健网站上使用“框架”技术,制定全面和完整的网络医疗广告信息披露制度,组建统一的网络交易监管系统和第三方监管机构作为电子证据的出证机构,同时,加大违法医疗广告的行政处罚力度。     

从参与犯处罚根据反思我国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

鉴于共同正犯与单独正犯之间的结构性与规范性差异、共同正犯与狭义共犯在处罚条件意义上的共同性,为包括共同正犯在内的所有犯罪参与行为寻求统一的实质处罚根据是妥当的。这种统一的参与犯处罚根据观念应当是在＂参与犯违法相对性＂和＂违法二元论＂基础上的＂功能性实行行为助力＂。根据这一观念,我国＂主体间＂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缺乏限定参与犯处罚范围的合理机制。     

林业共同行政违法行为责任承担的法律适用

不同行政处罚主体在适用同一法条对同一种共同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就共同违法行为人的责任承担常常有不同的法律适用结果。在行政处罚法对此没有统一规定的情况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司法精神,参照"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在处罚共同行政违法行为人时,遵循对外适用连带承担,对内按各违法行为人在共同违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所起作用大小区分担责,这一观点应成为具体适用行政法律法规相关处罚条款的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的认定与审查体系建构

没收违法所得是指行政机关将行为人因违法而获取的经济利益收归国有的处罚方式。大部分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但违法所得的内容和范围未明，以及明确认定标准的阙如，造成实践中没收违法所得的操作不易。没收违法所得通常处于附属地位，并未发挥立法者所预期的功效。在实务中，行政机关将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与违法所得定义混同，导致司法机关在实务中无法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发挥应有功能，无法形成较为统一的裁判标准以实现类案类判。为回应上述现实困境，此次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重塑没收违法所得法条构造。因此，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应以“总额原则”作为认定基本原则，限于积极经济利益，应当扣除行为人已缴纳税费，且应进行合理推估。应当从行为前提、所得人、标的、违法所得范围、已实际退赔份额的排除和处罚效果等六个方面建构没收违法所得审查体系。     

浅议药品违法广告

广告在生活中十分常见,尤其是药品广告,更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广告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诚信,用违法的广告来吸引消费者怎样管理药品广告这个广阔而复杂的市场,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将从药品违法广告的定义分析着手,结合案例,探讨药品违法广告的形成原因及管理方法.     

虚假广告规制缺失的原因及治理路径

虚假广告的危害很大,它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交易活动,而且引发了公众对广告市场的信任危机。本文在对虚假广告规制缺失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追究名人代言广告的法律责任、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双倍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违法主体处罚力度、理顺广告监管机构与媒体之间关系等设想。     

论房地产市场虚假广告行为之刑法规制

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回暖,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因素外,房地产广告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房地产广告违法违规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了遏制房地产市场虚假广告行为、保护广大购房者的利益,应当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虚假广告行为的打击力度,情节严重的应以虚假广告罪加以定罪处罚。     

四部委出台优先发展公交政策的意见

由国家工商总局、中宣部、公安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信息产业部、卫生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1个部门共同制定的《违法广告公告制度》于2006年12月6日正式发布实施。一直以来，监管部门发布的违法广告公告见诸媒体时，往往被媒体有意无意地省略掉许多内容，特别被省略掉的往往是在公告中被点名曝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大名。今后，这种“省略”将受到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这是最新实施的《违法广告公告制度》的新规定。据了解，该制度对违法广告的公告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典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例曝光、违法广告提示、违法广告案例点评、涉嫌严重违法广告监测公告等。     

数字

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曝光长春晚报、羊城晚报、山东卫视、云南卫视在内的16家媒体发布的8个严重违法广告。国家工商总局表示．将加强跟踪监测和日常检查．及时发现其他媒体发布此8个严重违法广告并依法查处。     

植入式广告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研究

作为一种营销方式,植入式广告已经不可阻挡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广告方式,无论是其法律地位,还是对其的监管措施,法律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植入式广告是一种合法的广告形式,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没有侵犯消费者的选择权。但作为一种广告形式不应当游离于法律的监管之外,应纳入广告法的管理范围。     

政府在医疗广告监管中的角色及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医疗市场的开放,医疗行业竞争加剧,虚假违法医疗广告屡禁不止,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和不良影响。本文拟对政府部门在医疗广告监管中承担何种角色以及当前医疗广告政府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供商讨。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相关问题之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重要内容,在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急需理论上予以解决.本文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已经逐渐从“非法手段”扩大至“程序违法”,而现行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依职权或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的过程中,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效果和证明标准进行深入探讨.     

对悬赏广告行为的法律探讨

悬赏广告的整体运作,从过程上看,不仅与要约、承诺这样一个基本合同行为密切相关,而且广告的发出者发出广告的本意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做出回应。悬赏广告行为从其存在的实质上说,应定性为一种合同行为更为合乎事理。设置悬赏广告时应对悬赏广告的概念、生效时间、给付、私销等作明确的规定。     

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能够发挥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加强对侦查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满足检察机关与法院互相配合特殊关系的需要;确保检察机关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校正辩方弱势的不平衡。通过实证观察,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运作并不乐观,存在非法证据界定不明、缺乏审查排除程序规则等问题。有必要正确界定非法证据,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设置对抗性的听证程序,构建包括启动、审查、处理、救济环节的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机制。     

论Paradox与Antithesis在英文广告中的应用

Paradox与antithesis是英文广告中常见的修辞手法,这两种修辞手法有助于实现广告的注意价值和记忆价值。     

手机短信骚扰的法律思考

绝大部分手机用户都有被短信骚扰的经历,这种骚扰让人不堪忍受。短信骚扰属于违法行为,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为了保护手机用户的权益,应严格禁止群发短信广告,加强对个人资料的法律保护,明确短信骚扰的民事责任,理清举证责任。     

跨文化传播时代的广告

广告文化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必须为弘扬民族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合理拓展作出承诺。从广告传播的角度来看,广告若欲将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就必须采用本民族容易接受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价值观。因此,在广告传播中采用民族题材、弘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广告作品十分多见。这些广告表现了同一文化的亲和力,极大的唤起了消费者的文化认同,从而导致其购买行为,而客观上它们又弘扬了民族传统。     

劳动刑法视野下劳动用工违法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机制对策

劳动用工违法犯罪的行为可以分为违法犯罪类型、单纯违法类型和模糊行为类型;劳动刑法应当以保障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底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重心,严厉惩治严重的劳动侵权犯罪;同时关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利益的适度平衡;惩治和预防劳动用工违法犯罪,应当构建和完善劳动刑事处罚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机制、劳动法律体系衔接机制、司法协调救济机制等。     

行政刑法视角下行政犯探究——从长春市一则案例引出

行政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为有效地惩处行政犯罪,其惩罚机制也有其特殊性。我国目前针对行政犯采用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立法模式,就是有关于行政犯的基本罪状和法定刑都是在刑法典或刑法单行法规中规定的,只是在处罚罚则中对追究刑事责任做出笼统的宣告式表述,这种模式下激发成文法体制下刑法条文的机械化与行政法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坚持刑法典总则的原则性指导,在行政法律中设置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法律规范。这样有关行政犯的规定就可以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的法律,直接依据该法规认定行政犯具体罪行的内容,有利于保持刑法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兼顾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