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看中共重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

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从探讨无产阶级领导权出发,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统治方式,在政府范畴表现为"政治统治权";在市民社会范畴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即统治者通过教会、学校、工会、媒体等社会团体,将符合其利益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灌输和渗透到大众意识之中,并得到其认可和接受。获取文化领导权对于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任何执政党都期冀掌握文化领导权,增强文化软实力,拥有更多的合法性资源。掌握文化领导权既是现阶段中共巩固和加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其获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新时代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途径探索——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中国语境解读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项重大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离不开有效途径的探索和创新。葛兰西围绕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文化领导权曾有过深入论述,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置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语境下进行解读,既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益启示,也能够总结出一些需要深思的问题。具体而言,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选择科学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融入人民日常生活,高度重视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从而牢牢掌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话语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拉克劳、墨菲认为,政治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话语＂是理解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社会不是由经济决定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无中心的,政治是社会边界,是由话语建构的。拉克劳与墨菲把话语看成是不同群体争夺领导权及意义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斗争场所和斗争对象,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争夺话语,链接话语从而实现领导权的过程。     

“阵地战”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依据对市民社会的全新理解,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解释了革命在俄国成功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到失败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一股最富有创新性的潮流。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创新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并大力培养属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对策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统治阶级通过非暴力的形式构建出一套话语系统和价值体系,使被统治阶级自觉信仰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世界观。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征是生成的基础是社会认同,作用的方式是说服吸引,存在的状态是权威服从,外在的表现是道德制高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坚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可以更好的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     

对西方激进民主理论的批判——以拉克劳、墨菲为例

西方激进民主理论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建构激进民主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本文从方法论、本体论和历史观三个维度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的理论特征、基本内容和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刻剖析,批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现代君主”和领导权的建构——葛兰西的政党思想研究

葛兰西把马基雅维利个人英雄式的“君主”改造成了“现代君主”,即政党。政党在组织结构上包含群众、领袖和知识分子三种素。葛兰西对政党问题的探讨与其领导权理论联系在一起。政党的作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政党是建立和维护领导权的重保障。     

文化领导权与“党的利益”

党的利益作为人民利益的中介体现在文化方面就是通过文化领导权确保党和人民获得科学文化的力量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本质界定的真理性和文化价值取向的人民性也确保了党的利益目标的合理性和实现途径的科学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实现文化利益,还要依法禁限反文化(anti-cultures)。     

论历史叙事学中的语言学与美学转向——以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为例

和历史叙事学中一直以来的思辨主义流派和实证主义流派不同,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意义上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表明,历史叙事所借助的认识论意义上和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诸多历史事件以历史意义的基本工具,正是借助语言学的诸多模式,历史学家才能表达其对历史的思考。因此,在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语言学流派中,语言学侵入了历史学并获取其自身独立的地位,而这正是后现代历史叙事流派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关于历史叙事的语言学和美学理论。     

意识形态:社会权力维持与再生产的策略——试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内涵的发展

伊格尔顿先后吸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不断改进对意识形态内涵的界定,其目的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社会权力维持和再生产的策略,并深入探讨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伊格尔顿也通过意识形态生产理论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文学和审美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了它们作为意识形态的表意实践在维护和再生产社会权力过程中所发挥的复杂作用。     

青年化:共青团的话语转向与价值回归

我们党历来重视共青团及其话语的青年化,话语转向是共青团转型改革的重要议题。当前共青团话语青年化的不足弱化了青年的组织认同,共青团话语青年化转向有利于促进共青团组织的青年化,加快共青团话语改革成为共青团建设的重要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共青团组织要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主动开展互联网对话,积极吸引网络"粉丝"增强工作黏性,智慧运用数字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实现对青年的话语凝聚和价值引领。     

时代逻辑与哲学逻辑——后现代科学观的文化转向

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生,后现代科学哲学孕育而生,现代科学哲学向后现代科学哲学转向也顺理成章,如“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等等。而这些转向背后所呈现出的另一重要趋向性特征——后现代科学观的“文化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种转向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理根由,是时代逻辑与哲学逻辑的有机统一。     

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的梳理与思考

语言哲学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领域,从20世纪初建立以来的西方语言哲学逾百年,其间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者,形成了若干语言哲学流派,也发生了多次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当代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重点梳理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三次转向:语言本体研究上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语言转向、语言跨学科研究上的认知转向,以及语言研究单位上的语篇转向,显示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转向对语言研究有着重大影响。每一次的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转向"思潮都是反映人类对自我的逐步加深,并掀起了新一轮的语言研究高潮从而对语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为我们从事语言研究、逼近语言现象的本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从“理性”到“合理性”——兼论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及转向

＂合理性＂的概念来源于＂理性＂,但又高于＂理性＂,它是一种合乎扬弃传统理性和非理性的理性。从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先后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转向;＂合理性＂概念的历史演变也相应地经历了＂原初理性＂＂启蒙理性＂＂近代理性＂＂非理性主义＂等几个发展阶段。从＂理性＂到＂合理性＂的转变表征了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转换,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人的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实践转向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自觉

关注人类命运和致力于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马克思在人本主义停止的地方,在“实践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基础上创生出“合理形态”的辨证“解放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集中表达,也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命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反观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和传统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进市场经济又超越市场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马克思晚年“人类学转向”与其东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创立的西方发展理论和东方发展理论,都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体构想的一部分。西方社会理论是这一构想的主体部分,而东方社会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延伸与支架;两者不是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和对东方社会的“猴体解剖,”两者不仅有近亲关系,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逻辑派生物,二者的问题域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主要体现在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实践转向彰显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促进实践转向。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交相辉映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永恒的生命力。     

“新传统主义”语境下中国文化发展路径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文化往哪里去?"新传统主义"给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体传统而用现代"、从"坐而言"转向"起而行"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必须立足优秀的中华文化,把开放创新的时代精神与爱国敬业的民族精神契合来,丰富和完善人们的精神世界,推进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素质能力现代化、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建构中华文化话语体系。     

“读图时代”的镜像——视觉文化当代转向的文化学考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致使当代文化出现了由＂读文时代＂向＂读图时代＂的转向,图像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成为文化领域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使传统的文化叙事方式及表现方式发生了剧变,传统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和神圣性遭到了颠覆,文本的意义变得愈来愈多元;在和市场机制＂联姻＂的过程中,视觉文化在有意和无意中产生了文化霸权的因素,同质化的倾向使得大众成为无意的被动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前现代性意识形态问题的范式被改变,它以隐喻的方式暗含在文化中,阶级对立变成了在消费过程中的身份认同;消费一再地被视觉刺激所激活,这使得＂读图时代＂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论社会风险化解的政策选择——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视角

现代社会随着风险的日益增多,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政府必须发挥其应对中的主导作用.由于后现代话语理论强调公共行政中的话语机制,倡导通过建立公正、透明、参与式的对话方式来解决公共政策中的问题,为化解社会风险提供了有益的政策选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