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以海关行政处罚为例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从法律的层面对裁量基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海关领域随后启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研究工作。从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现状来看，面临着制定技术有待完善、制定主体范围不清和程序缺乏规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代表性。欲构建系统完备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其具体性与能动性相协调、动态性与稳定性相协调、规范性与实践性相协调的基本要求应得到满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应从制定技术的选择、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确立入手。在制定技术的选择上，行政机关应摆脱传统“情节细化”与“效果格化”分格技术的路径依赖，引入动态调整技术作为控权技术的补充。在规范确定性与妥当性存在冲突时，动态调整技术选择牺牲部分规则的确定性来换取规则的妥当性，其在裁量基准制度中的直接载体是逸脱条款与定期更新程序。行政机关还应分别从“复合主义”与“程序正义”立场实现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的规范构造。     

试论“没收违法所得”不应当列为行政处罚种类的理由及处理方式

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之一,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从法律特种分析,没收违法所得的根本属性是纠正违法行为,不具备行政处罚的属性,而且没收违法所得可能侵害其他合法权利人利益。《刑法》在处理非法财产时,将没收财产、追缴或者退赔违法所得以及没收违禁品、没收犯罪分子所用财物等严格区别适用,非常值得《行政处罚法》借鉴。建议修订《行政处罚法》时,将没收违法所得从行政处罚种类中删除,将其作为纠正违法行为的方式加以规范,并明确行政机关的监督执行职责。由于违法所得涉及行政法、刑法、民法领域,国家应专门立法,对违法所得的认定、计算方式、税费征缴以及没收、追缴、退赔等处理方式予以规范和统一,在此基础上清理各部门法律、法规中涉及没收违法所得的条款。     

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

行政处罚中罚款规制的可行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罚款数额设定方式的恰当选择和科学组合。每种设定方式各具优劣,而单独或组合使用这些方式既可能出现优势互补,也可能导致缺陷放大。从对上海市地方性法规罚款数额设定方式的实证研究来看,我国今后相关立法需要在准确评估各种设定方式优劣的基础上,注重不同调整领域罚款数额设定方式的恰当选择,相对节制单一方式的使用,彻底杜绝概括式设定方法,追求“社会正义、罚以当过、足以制裁”的规制目的和“便捷可行、灵活运用、适度裁量”的执行需求之间的平衡。     

论基准制度及其法制化——以行政处罚为例

基准制度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规制,是人们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法治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是预防自由裁量权滥用等种种弊端的一种较好制约方式.但由于基准制度目前还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存在着对其监督等方面的障碍,有必要将之法制化.法制化的途径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行政机关实行裁量基准的职责,并将基准内容以地方法规或地方规章的形式予以固定化.     

行政处罚若干实务问题研究——以土地行政处罚为例

近日,笔者审查了一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的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发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存在诸多问题,现将其中的典型问题选取出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功能——以上海听证制度的实施现状为例

本文在分类整理上海市截至 2 0 0 0年 6月所发生的听证案件的基础上 ,通过“要件—效果”的关联框架 ,分析了听证过程中各方参与人的主张及其被接受的制度空间和机制 ,指出该制度除了具有被期待的合法性证明和权益维护等法定功能之外 ,至少在事实上还存在着纠纷解决的功能。文章最后就听证制度所具功能的发生空间作出了归纳。     

依法行政视野下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开——以江苏如阜公布行政处罚结果为样本

政府主动公开行政处罚结果,及其所引发的争议近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如江苏省如皋市在其政府法制网上,向社会主动公开了第一批行政案件处罚结果,公开的内容包括:行政处罚案件的行政机关名称、被处罚对象、处罚结果等.这一举措以“提高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工作的透明度”为名,但在客观上造成了处罚相对人权利的克减,故应恪守“依法行政”原则的规制,并遵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     

行政裁量中的政策考量——以“运动式”执法为例

"运动式"执法的生命力在于行政与政策因素的相互交织:政策虽不是法律,但它构成了行政执法人员理解行政法律规范的社会背景与具体情境。"运动式"执法的违法之处主要在于以政策因素为借口所导致的裁量怠惰。从理论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规范化路途是明确政策与规制目标、解释政策与不确定法律概念、选择政策与行政行为的方式以及确定政策与法律效果。从实践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改革方向是实施前的有关政策正当性的理由说明、实施过程中否定个案特殊事实的理由说明以及选择较大侵害法律效果时的理由说明。     

“量刑规范化”问题分析——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本文立足于我国检察机关量刑规范化改革实践,分析了量刑规范化对我国检察机关的价值与意义,以举例的形式分析了量刑建议的具体操作,并提出了相关工作思路转变,最后对量刑规范化做了利弊分析。     

公安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问题——以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直接强制为侧重点

公安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是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没有强制执行,公安行政处罚就不会有实效、社会治安管理就会软弱无力、社会秩序将陷入混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问题已经提上各级公安机关的案头,其中很多法律问题,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疑问需要深入学习和讨论。本文将一些法律规定尚不够明确的问题提出来并试图做出必要的解释作为学习、理解和适用强制法的参考。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价值取向——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加工生产企业的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行政机关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食品安全事故防范于未然。行政机关在食品安全监管中采用的行政处罚手段应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行政处罚的合理性、适当性,以维护健康良性的食品加工生产环境。     

论公安电子政务与自由裁量的控制——以治安处罚为例

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中运用广泛,引发争议较多。传统的控制裁量权模式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内生动力,未能发挥有效控权作用。针对当前制度存在的缺陷,引入电子信息技术新模式,建立公开的网络平台,赋予其实体的基准,构建整套控制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上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解决警察行政自由裁量的滥用问题,实现个案正义,减少行政纠纷,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浅谈数字化作品格式转换的侵权定性及立法思路——以音乐作品从CD存储格式转换为MP3存储格式为例

未经著作权人授权前提下,消费者将合法拥有使用权的音乐作品从CD存储格式转换为MP3存储格式已经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侵权,但我国法律并未将此类行为纳入合理使用范围。其他法域对于该问题已有不同的立法解决模式。笔者认为我国不宜采用严格限制模式,宜立法将其纳入著作权合理使用范围或者保持现有法律不变,鼓励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作品数字化形式的发行。     

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以涉嫌犯罪案件移交为视角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我国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越来越多,而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力致使上述行为得不到有力的纠正和打击.有些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由于涉嫌犯罪案件移交存在问题而无法顺利进入司法程序.因此对于行政处罚过程中查处的涉罪案件向公安机关移交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更好地打击破社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以及其他犯罪,保证社会秩序在法制轨道上正常运转.     

立法本意与行政执法实践的冲突与协调——以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理解与适用为分析对象

一个关于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理解与适用的案例,折射出行政机关对执法依据的理解与立法本意之间的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听证范围规定的立法本意并不局限于法条所列举的三种行政处罚。部分地区和部门以及学者对该问题的理解与立法本意有较大偏差,产生偏差的原因是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法律的规定。应当以现代法治的正当程序理念为基础,从法律的功能、法律的精神和实质法治的角度来理解法律的规定。不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机制,而应当通过加强立法解释机制,来协调立法本意与行政执法实践之间的冲突。     

处罚法语言中的“责令”文化——基于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的分析

法制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好转,行政主体执法也更加规范。随着规范性文件的增多,法律词语上表述不统一,立法意向不明确等问题逐渐凸显。作为安全生产重要的执法领域,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各项文件必须在立法目的和表述上保持一致,才能做到执法统一、做到保持法律的权威性。文章从责令及其后缀的表现形式入手,结合行政处罚法和安全生产法,对责令词义及其立法本意进行分析。     

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废止——以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为视角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一概不问有关财产的来源与持有是否合法;(2)不考虑受刑人重归社会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刑罚不啻在经济上判处犯罪人"死刑"。由于此种没收财产刑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摈弃,因此中国依据上述没收裁决提出的境外资产追缴请求一般会被外国所拒绝。我国刑事立法应尽快废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做法,将没收的适用范围与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挂钩,并应当确立"等值没收"制度,允许用被判刑人的个人财产折抵被挥霍或已灭失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并采用罚金刑给予犯罪人以财产性制裁,以保证我国境外犯罪资产追缴的国际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从形式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行政案例中,人民法院很少运用"滥用职权"标准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标准来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然而,人民法院立基于裁量二元论,通过将与裁量有关的争议置于事实或法律问题的范畴,借助其他审查标准实现了对行政裁量的审查。与此同时,在对所谓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进行审查时,人民法院遵循的却是基于裁量一元论的判断过程审查模式。对审查标准与审查强度内在矛盾的揭示和剖析表明,裁量一元论在事实层面具有存在空间以及在理论层面具有证成可能,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5目的修改指明了方向。     

行政协议的识别方式 以“永佳纸业案”为例的考察

行政协议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如何识别行政协议的问题引发了持续争论。在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最高法院通过典型案例“永佳纸业案”阐述了围绕“四个要素和两个标准”形成的识别方式。由于其中所采用的形式标准并不具有识别功能,实质标准缺乏实质内涵,对这些标准予以综合判断亦无助于行政协议识别方式的确立。因此,应大幅简化上述行政协议识别方式。具体而言:应排除不具有识别功能的形式标准,致力于以内容要素作为单一标准来识别行政协议。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存在多种不同解释,应以协议内容是否“设定、变更或终止”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识别行政协议的基本标准。识别过程中的关键区分点,则在于协议内容是否“触动行政权”。尽管从学理上笼统而言,行政协议可以具有“替代”行政决定的功能,个案中仍需具体指明协议内容如何“替代”行政决定或“触动行政权”,才可以最终确定其法律属性。     

认真对待逻辑：论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错误及其防止——以一起“产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为样本

法律适用在本质上是“根据法律的思维活动”，通常人们多从法律知识、方法乃至制度角度来谈法律适用问题，对思维层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很少涉及，其实，法律适用活动不仅要遵守法规范之要求，而且不能违背思维领域的基本规律和规则。否则会导致认识、推理和判断的错误及无效。本文从逻辑角度对一起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的思维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