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地方政府政策学习成败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社会冲突两种类型比较

学习关系到人类行为的进步,政策学习关系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政策学习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从政策学习动力机制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学习可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内生驱动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外部压力的社会冲突。在学习意愿和结果二维分析框架中,政策工具型政策学习以治理工具为主,内容更丰富,结果较好;社会冲突型政策学习以邻避抗争为主,内容较为单一,结果较差。从根源来看,二者分别来自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凝聚力"和"闭合性";从机理来看,分别依托内部市场化和委托-代理机制;从特征来看,分别体现渐进应对和突发应对;从结果来看,分别导致常规政策变迁和非常规政策变迁。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要树立政策工具治理思维,客观认识政策变迁周期,理性对待政策学习机制,始终坚持政府掌舵下的市场化改革,大力推动政策体制从"凝闭"向"迎臂"转变,不断满足民众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而激活地方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环境抗争与政策变迁:一个整合性的文献综述

环境抗争可引起政策变迁。当代中国环境抗争主要集中在公民参与、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政府责任四个研究范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议题聚焦和关系结构;政策变迁包含政策连续与终结、政策创新与维持两对基本关系,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基于"政府回应"视角下环境抗争产生政策变迁的机理结构、运行过程及发展范式可以概括为环境抗争的策略手法与中央和地方体系的分层回应:策略手法表现为农村与城市环境抗争的"直接利益诉求与间接环境意识的多样统一";分层回应表现为环境抗争手段及动员联盟方式决定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产出和政策调整。最后指出,已有研究缺乏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运动及反大坝建设三类作整合性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抗争主体和客体分别采取了什么策略,政府如何回应环境抗争研究较少。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     

地方项目化治理中的权力异化及其衍生效应

项目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任务执行为目标、以临时团体为主体的非常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广泛采用项目化运作,主要源于组织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动力,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官僚弊病的弥补、外部精英的吸纳以及政绩信号的显示。然而,在项目化运作实践中,公共权力面临诸种异化风险,如项目发包中存在着寻租设租机会、项目执行团体存在权责背离的趋势及项目设计中可能会被嵌入私人利益。权力异化还存在两种衍生效应: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常规性程序被"仪式化",二是组织不确定性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因此,必须明晰项目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其社会问责体系,以推动地方治理的法治化。     

基于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分析 ——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响应"中央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却漠不关心"敷衍"应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将五个案例城市推动医保支付方式的四种政策响应归纳为"政策响应差异",并基于地方政府注意力竞争视角构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决策环境形成了特定政策领域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分布结构,经由政府内部的决策通道递送、过滤、释放给政策决策主体,从而形塑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政府行动。同时,各变量要素间的不同组合及权重变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央一统政策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政策过程,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学术积累。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及其治理困局

从现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互动以及舆情抗争扩散演化来看,公民网络抗争动员日益呈现出"内卷化"倾向,网络抗争动员行动和网络舆情危机背后,政府在回应治理中不断趋向原有方式方法的路径依赖,陷入网络"闹大"和舆情"示范效应"的怪圈之中。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内卷化"倾向引发治理性新难题,这种"内卷化"结构性矛盾的生成,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的结构化组合,即上层"压力型体制"下的刚性维稳与制度外的网络媒介权益抗争表达,中层"蜂窝状结构"下媒介管控体系的分化与公民网络抗争舆论场的建构生成,底层"媒介赋权"下的多边复杂利益关系博弈与抗争机会结构的创建。新时期建构推动网络"运动式治理"走向"协同式治理"成为必由路径选择。     

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服务项目制不仅成为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亦成为连结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机制。随着公共服务项目制的大范围推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分类控制体系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嵌入式治理"。文章试图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探究政府如何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打包、发包、执行、监管的全程式主导和控制,将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管控意志渗入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实现对社会组织政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并通过与分类控制体系的比较,指出"嵌入式治理"内在治理逻辑及其对当下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诠释的适用性。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样态及其机制研究——基于中部地区三种不同持续类型政府创新案例分析

地方政府创新是当代中国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以中部地区三种不同持续类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案例为分析对象,建构"政府—制度—社会"分析框架,创新"深化发展"是政府嵌入、制度优化和社会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创新"原地踏步"是政府积极动员、制度逃避和社会依附的原因;创新"动力衰竭"源于政府脱耦、制度困境及社会脱嵌。只有建立政府行动机制、制度改进机制和社会反馈机制,地方政府创新才具有可持续性。     

系统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探析——以贵州为个案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引发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有其生成演化逻辑。主要缘于社会转型期冲突因子的堆积、社会结构变迁中不满群体陡增、利益对垒的自力"抗争"、不公情境的"集体反抗"、现代化与民族风俗习惯的博弈、诉求渠道不畅下"被激怒的理性"、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战略谋划缺乏系统性、治理制度化程度低、应对能力不尽人意等。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我国地方社会国际化与政策创新

探索国家的国际化需要我们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入手,正确的认识地方社会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实际就是地方社会国际化的量变积累引起质变的效果,地方社会国际化的发展带来了公共政策环境的变迁,新的政策环境要求政府从地方社会国际化的内涵出发,理性认识地方社会发展国际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断突破公共政策创新的困境,以具有积极意义的、具有价值的公共政策或行动取代原有政策或行动的过程,以求得公共政策与环境之间的新均衡,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和推动政策创新。     

“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地方政府生态职能:体制困境与转型诉求

政府职能的变迁与转型源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变化及其对政府实现更高效治理提出的要求。当前趋于压力型管理体制和政治锦标赛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其履行生态职能的具体行动总是陷入"生态优先"或"经济优先"的两难选择。应通过培塑正确价值观、转变治理模式、健全生态制度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来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的生态履职动力和能力。     

基层行政执法中抗争行为的产生和消解之道——基于执法者责任形态的视角

执法者的责任形态和执法相对人的行动有着密切和辩证的关系,以此可以理解执法相对人的行为选择逻辑。行政执法中抗争行为的出现和执法者承担繁重的、政治化的责任有关,这诱导了执法相对人利用执法者的相对弱势进行抗争。在第三方治理力量介入的情形下,执法者的责任被有效分担且实现"祛政治化",执法相对人的反抗难以获利,潜在抗争行为得以消解。适当保持政府的专断权力,探索各方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及重点关注基层精英是未来的可行进路。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中国(内地)城市摊贩监管行动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在理论层面,这个研究问题关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机会、内容与新的选择机会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依据"新多源流模型",政策行动选择受到"议题流"、"行动流"和"规则流"等三种政策溪流(即"变量集装箱")的"流向"、"流量"和"水质"等变数的塑造和制约。政策溪流之间的离散或汇聚乃是一连串因果机制相互作用(即"机制串联")的结果。当政策溪流汇流之时,政策行动选择(或变迁)的机会之窗开启。特定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的选定及其稳定,需从政策语境、政策溪流、政策行动的属性(譬如模糊性治理的功能或政策效应)、决策者的意向性以及相关机制串联过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解释。换言之,为了深刻解释这种独特的政策选择现象与政策稳定现象,有必要综合运用机制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前者着力于变量和因果机制的角度;后者则着力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即"模糊性治理")所具功能的角度。考虑到行文,本项研究重点进行机制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