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签署的一份秘密处决命令

1969年11月，由北京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现在了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上海的公安系统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康生为何急于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1969年11月,公安部派出专人到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文革”虽然已经深入,不过并没有对这里的管理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到达的当天,来人向公安局军代表出示了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卢福坦命令》。这个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在押几乎三十年     

康生临死前为何要揭发江青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昧。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     

蒋氏父子究竟处决过多少“台独”分子

1976年12月25日，台湾“总统”严家淦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止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赵燕侠为何不穿江青送的毛衣

提到赵燕侠,人们就会想到“毛衣事什”。“文革”中有人说江青送她毛衣,她竟然不穿,甚至摔存一边,嫌脏,真是罪大恶极,因此全同共讨之。“文革”后,人们说她不穿江青送的毛衣,不愧反江青的先锋。     

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

习仲勋的三次致信1962年8月,康生借小说《刘志丹》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文革”前后,习仲勋遭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六个作战命令

<正>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共有六个作战命令,按其内容可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一是小布设伏两个命令,二是龙冈大捷两个命令,三是东韶追歼两个命令,这些命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不下命令的管理

唐纳是一家专门生产精度机床零件公司的总经理。一次,一个客户希望这个公司帮他加工一批零件。这批零件数量多、工期紧。唐纳明白,如果短时间内叫工人完成这批零件,没有几个人愿意。     

江青为何会自杀

一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阵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体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就同“四人帮”进行了正面斗争。1976年初,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当年4月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巨大的勇气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种斗争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一个企业家的中国梦

我对中国梦是深有体会的。37年前,就是“文革”还没结束的时候,你叫我们这些人怎么放开胆子去做梦？即使做大梦,也没法想到中国会有今天的变化。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文革”发迹前的王洪文（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亿万中国人民来说,不啻是一场浩劫,但对于王洪文来说,却是一架平步青云的梯子。王洪文凭借着“文化大革命”,翻江倒海,从一名普通干部一跃成为上海的风云人物,并逐渐受到张春桥、江青等人的重视,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在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号人物。又曾几何时,“四人帮”倒台,终受历史和正义的审判。玉洪文成为阶下囚,在狱中抑郁而死。那么,王洪文在“文革”前的人生之路又是什么样的呢?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记载,精心撰写此文,从客观的角度,对王洪文的“发家史”作了详尽的叙述。     

“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是如何叫响的

30多年前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一夜之间响彻全国城乡，霎时就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狂潮。有人说那是一场洗礼，有人说那是一场灾难。对那场运动的是非功过现在不管怎么评说，对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吴法宪为何敢当众打陈再道耳光

“文革”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当时,武汉地区群众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正声明》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狮”。“百万雄狮”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焦点是“百万雄狮”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两派矛盾日益加深。“百万雄狮”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早在7月20日前,湖北省和武…     

我的高考我的梦

每到6月,我就会想起自己年少时参加高考的日子。我上学时正赶上“文革”,学校停课,不得不回家务农。等“文革”结束,国家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岁月却已经把一个求知欲正旺的少年摔打成了一个亦农亦读的健壮青年、     

心底的窗

著名画家黄永玉年轻时命运多舛，当过瓷场的小工，在码头卖过苦力。“文革”时，他因画猫头鹰遭受批斗，一大家子被赶到大杂院最角落的一间房屋居住，环境十分恶劣。那段日子里，黄永玉非常绝望。     

“文革”时期中小学的教材变革——以广东为例的分析

文革时期广东中小学的教材同全国其它省市的教材一样,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内容的选取和编写上变更频繁。教材的频繁变更不仅割裂了学科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