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证据种类之重构

在借鉴前苏联相关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我国现行证据种类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应以证据信息说为基础,以证据载体之不同作为证据种类划分的标准,将证据分为人证和物证两大类,对其他证据作“降格处理”。将人证分为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两个基本类型,将物证分为实体物证和书证两个基本类型,而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归入物证中的书证范畴,以此构建新的证据种类系统。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比较、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者关于"能否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有悖于逻辑学一般规则,也无法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求,而域外学者就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则较为科学合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应界定为:能否直接证明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证明的事实.     

关于证据种类之思考

证据种类是根据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划分。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看,证据种类的划分主要是以学理讨论的形式出现的,立法往往不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的封闭式规定。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这种证据种类立法体例的弊端不断显现,亟需予以完善。     

刑事诉讼证据分类重构与“合理心证”的引入

＂合理心证＂的引入和运作,需要对现有证据分类和证明力进行重新审视,构建以证明力为标准划分的纯（一类）客观证据、纯（一类）主观证据及次（二类）客观证据、次（二类）主观证据等主要种类,并在重视隐性证据作用的基础上,对心证过程施以合理制约和公开监督。     

刑事诉讼证据分类重构与“合理心证”引入

"合理心证"的引入和运作,需要对现有证据分类和证明力进行重新审视,构建以证明力为标准划分的纯(一类)客观证据、纯(一类)主观证据及次(二类)客观证据、次(二类)主观证据等主要种类,并在重视隐性证据作用的基础上,对心证过程施以合理制约和公开监督。     

我国刑事证据的分类标准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7类证据,其划分要素有二：一是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二是证据材料产生的时间。学术界认为刑事诉讼法只是按照证据材料的表现形式来分类的观点是片面的,这也导致了实务中的困境。理清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才能准确定位刑事证据材料的类属,进而正确适用相应的证据规则,使其发挥应有的证明功能。此外,法典中规定的证据种类有的含义过于狭窄,需要对之做相应的扩大解释,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困惑。     

我国刑事证据的分类标准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7类证据,其划分要素有二:一是证据材料发挥证明作用的方式;二是证据材料产生的时间。仅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按照证据材料的表现形式来分类的观点是片面的,这也导致了实务中困境不断。厘清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才能准确定位刑事证据材料的类属,进而正确适用相应的证据规则,使其发挥应有的证明功能,实现案件的公正。     

关于刑事电子证据的采纳标准之讨论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科学证据,采纳标准有其独特性,需要在传统证据采纳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科学细致的规定。我国对于采纳和采信的标准时常混淆并一同判断,容易影响审查认定的质量甚至导致冤假错案,尤其对于复杂的电子证据,更加需要两步式认定,第一步的可采性判断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第二步的证明力判断。电子证据的采纳标准,可以分为关联性标准、合法性标准和形式真实性标准,三个标准相互关联又各自具有独特性。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此有一些具体规定,实践中也有取证和审查认定的方式,但是仍需要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诉讼证据种类的划分

证据形式问题属证据法的基础问题。从法律上看,《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构成了我国的证据种类体系。证据种类的划分是证据发挥其证明作用的前提,也是世界各国证据理论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证据体系,一方面使证据种类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审判的进行。     

论我国刑事证据分类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证据分为七大类,但这种证据形式分类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证据分类制度构建了一个封闭式的证据体系,具有形式主义倾向,因此应该对这种形式主义进行改革,改革方向应当是构建开放式证据体系,并且完善证据形式种类的划分。     

论“比例认定”理论

我国当前三大诉讼法实行的是一元的证明要求 ,但在一些工业事故、交通事故以及公害事件所引起的侵权案件的处理中 ,要求认定案件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我们应当借鉴以自由心证为背景的“比例认定”理论。“比例认定”是指在侵权案件中 ,法官对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形成完全的确信时 ,按心证程序比例确定损害赔偿额。     

铁路公安机关转制后组织结构与绩效评估改革初探

铁路公安机关转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转制后,铁路公安机关警务活动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直接参与铁路建设的非警务活动也将减少。为了适应这些变化,铁路公安机关一方面要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方面构建均衡、合理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要科学界定警务绩效评估内容,制订主客观相结合的警务绩效评估标准。     

社区戒毒模式及其运作机制研究

目前，国家颁布的《禁毒法》，对戒毒模式进行了重构，除将强制戒毒与劳教戒毒合并为强制隔离戒毒模式外，还明确提出了社区戒毒模式。社区戒毒在国外有了较为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其矫治效果获得了肯定，但在我国目前还处于民间探索阶段。尽管国内某些地方也不乏社区戒毒的成功范例，但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社区戒毒模式。对社区戒毒模式的建立原则、实践价值及具体运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保障社区戒毒运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是矫治工作者无法推卸的责任。     

科学构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评价体系

科学合理地考核评价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成效,必须构建科学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评价体系,使之成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过程的重要依据.科学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包括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和遵循的原则.构建科学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评价体系,还须经过多方面的努力.     

科技创新对科技人才聚集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研究了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对科技人才聚集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不仅有助于本地区科技人才的聚集，也有利于通过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的科技人才聚集；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科技人才聚集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科技创新与科技人才聚集均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应强化科技创新与科技人才聚集的结合，在完善多方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共建跨区科技人才流动平台，科学构建科技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并引导科技人才向科技创新优势和创新特色地区聚集。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学理基础及审查标准

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得以实施和发挥效力的前提和依据,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着重探讨了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学理基础,并提出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应坚持法制统一的标准,稳定性、连续性的标准和合理解释的标准。     

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

在犯罪人分类的标准选择上,一直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但单纯的客观主义标准或主观主义标准均无法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犯罪人格"的概念因其丰富的内涵,能成为划分犯罪人的科学标准.建立以"人格"为标准的犯罪学分类理论,应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发展新方向.     

侦查与侦查学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公安机关(横向)侦查机构的设置和案件管辖分工应遵循积极整合、抑制分化的原则,(纵向)侦查体制的确立和职能定位则应遵循明晰事权性质、分级负责的原则;刑事侦查的方针应修订为:依靠群众,依托基础,注重协作,依法办案;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和证据立法的完善必将给侦查工作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积极应对挑战,确立与现代法制相适应的新的侦查观念;物证鉴定体制应实行相对意义上的侦鉴分离,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侦鉴分离;侦查学以观念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原理层面的本体基础理论以及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论作为其科学基础,因此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性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