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的理性思考与模式选择

权力制约的理论及其体制模式,是西方国家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和国别性.在中国,政府体制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特点是“代表机关的权力至上”.因此,我们不主张美国式的分权制衡型政府体制,但是适当的权力分工与制约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介绍、分析了目前国内存在的几种权力制约学说,并指出权力制约的真谛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最后,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在吸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及孟德斯鸠的权力制约理论的合理内核之基础上,构建一个在代表机关权力之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模式.     

权力影响非分所得的制度防范

有效反腐必须善于发现、解决反腐中出现的新问题。权力影响非分所得是反腐中遇到的新问题,目前,权力影响非分所得的存在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原因、体制原因、心理原因等。对此,需要在反腐斗争中针对新问题提出新对策。而有效防范权力影响非分所得需要综合运用市场运作手段、法律调整手段、从政伦理手段。     

寻找“公民—国家”之外的结构和力量

"公民—城邦"体制是早期西方文明留给后世最主要的遗产之一。而建立在人的先在性、人与公民的区分以及政制民主制上的近代"公民—国家"体制大大地拓展和强化了古典的"公民—城邦"体制。近代"公民—国家"体制赋予了国家令人畏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对于近代"公民—国家"权力的限制难以全然依赖政制民主体制,这是近代"公民—国家"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借助于多重政制与社会重建,反思近代"公民—国家"体制,有望维持和保障独立自主的人的和谐共存这一近代革命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行刑一体化视野下的矫正体制架构——写在《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之际

征求意见中的《社区矫正法》逆转了社区矫正体制演进的方向.《社区矫正法》(草案)拒绝从矫正概念中推导矫正部门所主张的“制服效应”应予肯定,将惩戒决定和执行权交还公安机关的结论却违背了行刑一体化思维和权力运行规律.本着打破监禁刑执行困局即扩大假释的初心,矫正体制仍应继续在以下层面转型.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全面承担社区矫正职能并非秀出权力肌肉,消除管理权与惩戒权间隙旨在明确行为与责任的逻辑关联,令惩戒设而少用;决定短期震慑性监禁处分的权力移交区县级社区矫正部门,既有效支持基层矫正活动又能节制惩戒冲动,但替代现行治安拘留做法无须在区县级矫正部门专设拘禁场所和配置司法警察,指定轻警戒型监狱承担三至十天震慑性监禁任务,只涉及警察权内部分配而非扩张,而且自由刑执行机制运行更顺畅;基层矫正人员是不可或缺的执法力量,由其承担督导和帮扶综合职能,继续优化和规制手机定位技术,社区矫正才可能名至实归.     

我国目前行政权力的现状和完善路径

行政权力是政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行政权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正确认识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所需的行政体制与党政合理分离,以及提高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效率,是目前我国行政权力改革的有效途径。     

宪法监督二元体制论

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是一种由《宪法》和《立法法》共同构成的宪法监督双重体制,这种宪法监督体制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为了尽快的启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我们应该将现行的宪法监督双重体制转变为宪法监督二元体制,由议会监督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合宪审查权,负责审查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权力行为的违宪性问题,而由司法监督行使宪法诉讼权,负责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     

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制约

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媒体是除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以外的最有效的监督体制,所以有时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及"政府的第四部门"。可见,媒体对权力的制约作用之大。     

浅论我国立法体制的特点

<正> 立法体制问题,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明确立法体制的特点,弄清宪法关于立法权限归属的规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法学界对我国立法体制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点探讨性的看法。所谓立法,传统的观念往往是专指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根据立法程序制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领导者权力性影响力的探讨

领导者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有效管理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如何提升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近年来．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资本在领导者有效管理组织中日益凸显其独特魅力.本文通过对领导者社会资本影响力的获取与权力性影响力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领导者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是提升其权力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提出了领导者获得社会资本并借此提升其权力性影响力的建议．希望对领导者有效管理组织有所裨益.     

对立法权限度的法理思考——专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它们集中表现为:一是两者的立法权都处于不受约束的地位;二是两者立法权行使的范围相互矛盾和冲突,给法律的实施带来许多的困惑。而建立合理、有效的立法体制,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