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对台工作关键在我们”

"那天习总书记来参加联组讨论的时候,我的位置正好在进门的第一个。他一进门就看到我,马上手就伸过来和我握手,问我怎么在这,现在在哪个部门工作等等。联组讨论结束后,总书记绕场一周和委员们亲切交谈,出门还是走我这个位置,再一次和我握手话别。2002年总书记离开福建后我们就没见过面,没想到他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话语是那么亲切,完全没有     

寻找亮点

一 　　2000年 12月 31日那个深夜，准确地说，是 1月 1日黎明前夕，我从东湖公安分局走回公安厅宿舍，走回我的家，那段路 300米不到，我却走了很长时间，这条路与灯火辉煌的阳明路相比，显得幽暗。我独自静静地走着，偶尔抬头见到楼上窗口的灯亮了，忽然又熄了。这个夜晚，我本想去观看红谷滩的焰火，参与世纪末最后一次狂欢，或应邀去绳金塔倾听世纪钟声，在千年交替之时接受一次心灵的撞击。但我还是来到东湖公安分局，就是在这里，潘倒在了新世纪的门槛前。他的瞬间壮举，却浓缩了他的一生辉煌。没有人否认在这生死关头他对人民的绝…     

情意无价

我相信不幸中的纯真与美丽更能令人感动,更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这里,我用第一人称纪录了我的一位同事的一段真实而感人至深的经历。天使降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雪儿出生的那天傍晚,大雪漫天,是北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大雪。大团大团的雪花落下来,把路面铺了半尺厚,行人走在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机动车更像蜗牛似地往前移动着。当时又正赶上下班的高峰期,整个城市交通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这时,未婚妻偏偏有了临产症状。从家到协和医院的路程,平时开车只需要20分钟,可那天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眼看着医院就在前面,救护车却被堵着怎么也过不去…     

花自飘零水自流：陈伯达之命运

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1982年4月23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停在一个四合院前。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黄炎培先生，现在，住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从轿车里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此时的陈伯达，仍处于保外就医状态，并未刑满释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扬住宅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公安人员。根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回忆，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长达4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陈伯达讲述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静静的蛟湖

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它就一直静静地镶嵌在阡陌之间,枕着青山翠竹,望着乡野炊烟,始终是波澜不惊,好像沉睡在一场无尽的梦中。这就是宁化的蛟湖,静静地等待着所有的来访者。那天,赶到蛟湖时,天色已近黄昏,澄蓝的天空上出现一缕缕晚霞,把蛟湖映照得如梦如幻,像是遥远的天堂。我悠闲地漫步湖滨,近距离地亲近着湖水,呼吸着湖面上散发     

家熹没走

赵家熹和我都是北京65中的“老三届”,80年代初我在市青联机关工作,他又是青联委员,因此,很熟悉。他从乡下回来后,在景山学校任高级教师、在北师大艺术系任副教授,直到去年阳春时节去世。他生前是首都著名的中青年书法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出道较早却始终没有大红大紫,想是性格使然。可是,在3月23日送他的日子,八宝山人山人海,有30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北京晚报》发表了苏文洋的《家熹走了》,让读者柔肠寸断。当时我就想写《家熹没走》,写写我对老朋友的怀念和他对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写写     

心中那幅画

<正>那年,我正念初中。父母经常出差,便把我寄养在姑妈家。姑妈家在一个长长的小胡同里。胡同里只有晨和我是学生,而且在同一所学校,自然就成了朋友。晨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说话斯斯文文,是高二文科班的学习委员。星期天,他经常背着一个绿色的画夹,骑着自行车,载我去公园写生。还给我讲什么是国画、油画,还有什么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我常常托着下巴静静地听着,心里充满了崇敬。我们常常碰到他们班两个来自北方的女同     

我想与卫留成同志做邻居

省委书记卫留成同志近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柴静采访时,动情地讲了下面一段话:我就在海南退休了,我的家就在海南,海南就是我的家了,欢迎你们到时候来,在这沙滩上走一走……对建设国际旅游岛充满信心,正领导着850万海南人民高歌猛进的卫留成,无意中透露了他对退休后生活之地的安排,让人们对这位出身贫寒的党的高级干部多了一份敬重。卫留成同志选择退休后继续     

养老，无远虑必有近忧

当沉睡了数百年的中国巨龙正展翅腾飞的时候，人口老龄化问题却悄然而至，似乎让人有些猝不及防。记得14年前的冬天，我第一次出国旅游。那天，我和妹妹在奥地利一位著名建筑师设计的色彩缤纷的建筑前拍照，当地一对老年夫妇静静地站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们，就像欣赏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寻找亮点

一 2000年12月31日那个深夜,准确地说,是1月1日黎明前夕,我从东湖公安分局走回公安厅宿舍,走回我的家。那段路300米不到,我却走了很长时间,并且走的是一纬路,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一条直线。这条路与灯火辉煌的阳明路相比,显得幽暗。我独自静静地走着,偶尔抬头见到楼上窗口的灯亮了,忽然又熄了。这个夜晚,我本想去观看红谷滩的焰火,参与世纪末最后一次狂欢,或应邀去绳金塔倾听     

雷诺阿的油画《舞会》

<正>你走的那天深夜,我看了雷诺阿的《舞会》。——科波拉留着小胡子,戴着当年最摩登的圆形墨镜,身着浅色西装没打领带。他发胖的身体站得笔直,他身边有许多我熟悉的面孔:马龙·白兰度,艾     

生命的韧性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我邻居的一个亲戚。他常常搭汽车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望我的邻居,来后便静静地坐在那里,用他一口地道的汉口话同邻居娓娓交谈。有时我也上前插上两句嘴,他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个小孩子而冷淡我。他的语气总是很平静,表情总是很和蔼,你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出他有过怎样的经历。后来,当我的邻居对我讲他家发生的事时,我简直是大大地吃了一惊。这位老人年少时父母便双双去世了,他从小就是个孤儿。后来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不料不到中年,妻子在给他留下两儿两女之后病逝,从那时起,他便既当爹…     

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

一九四七年,生父離家去台灣時,我才七個月。去年初冬,我突然接到他從香港發來的電報,說是要來看我。聽媽媽說,爸爸走后,她等啊盼啊,七個年頭過去了,仍杳無音信。生活的窘迫和世俗的偏見,逼得媽媽只好改嫁了。是媽媽和繼父將我拉扯成人,因此生父在我心中連點影子也沒有。他沒有養過我,反而受他的牽連,從懂事那天起我就承受社會的歧視。尤其是「文革」動亂期間,弄得我抬不起頭來,直不起腰。今天生父要回來了,我心裹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平心而論,過去的一切都是歷史造成的,也怨不得父親。他在外這麼多年,一定非常想念家鄉;這次回來,還得讓他高高興興的。當下,我們全家收拾整理房間,粉刷牆壁,院內院外來了個大掃除。還從衣食住行上為他     

爱情在左 房子在右

那天回到家．发现阿简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闷头喝了3瓶啤酒，然后抱着我。有些伤感地问：“如果我辞职了，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快乐吗？”     

沙溪情思

也许是习以为常的原因,我忽略了熟视无睹的沙溪。我住在三明列东,家距沙溪最多几百米,沙溪就在我的身畔静静地流淌,婉转地歌唱。最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话也许是对的。可是,就在一个清凉的夏夜,我却强烈地感觉到,我就生活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心。我对沙溪的认知是从陌生走向熟悉的。     

我上了报纸

老人跟我念叨,那天晚上,他以为肯定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但在他的身体快要往下沉时,又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闪亮的警徽,＂当时就知道我的老命有救了＂。     

你当保安,我不嫌

丈夫下岗了。丈夫高中毕业,没什么文凭,找个吃饭的工作不容易,每天看着他愁眉苦脸地坐在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心里甭提多难受了。几经周折,在一位老同事的帮助下,丈夫进了保安公司。刚穿上制服的那天,丈夫很不自在,下班回家后羞愧地对我说,真没想到会落到今天,靠给人家站岗巡逻混碗饭。那一段时间丈夫最怕见熟人朋友,走在街上总是躲来躲去,下班一回家门就锁死了,还一再嘱咐我和三岁的儿子如果有人找,就说他不在。 　　看着丈夫每天做贼似的上班下班,我心里不安起来,真怕时间长了,他会闹出精神病来。一天,我试探着对丈…     

警察的孩子早当家

那天早上,从6点开始,我一再地看表。7点整,我拨响了家里的电话,直到断掉,仍是没有人接。再拨一遍,仍是如此。我的心骤然悬了起来。那天该我值班,妻子也要上早班,6点就要走,只留下九岁的小儿。是他贪睡没有起来,还是……实在放心不下,我给邻居家拨过电话,麻烦人家帮着看一看。邻     

那边的月亮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我去当保安员的时候,是她唱着这首歌为我送行的。 记得那天蒙蒙亮,月儿还挂在树梢,她就从十多里路的单位赶到我家。我打点行装,背起行囊,她用自行车带着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路歌声一路情地送我到小镇车站,各自怀着眷恋的心情依依惜别。 我来到了千里之外“人间天堂”的苏州,光荣地当     

壳里壳外

网友润涛阎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是他说他更愿意做作家，我不信，就他那天才脑袋不做科学家这不是浪费嘛，于是他推荐我看他的博文《乌龟王八科学路》：“你读了我这篇就明白了。”